第九节 事后聪明式偏差——事后诸葛亮做不得

事后聪明式偏差也是很多企业领导者在做决策时容易出现的一种偏差。所谓事后聪明式偏差，是指人们在事情发生后表现出一种自己在事前就已经预测到结果的倾向。俗话说的“事后诸葛亮”就是指这一现象。

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心理学家费斯科夫首次用实验证明了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存在。费斯科夫在尼克松访问的前后，分别对同一批被试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要求他们对访问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如尼克松与**见面的概率——进行估计。结果发现，有3/4的被试对事实上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概率估计中，事后概率估计显著高于事前，即表现出明显的事后聪明式偏差。

事后聪明式偏差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事后判断与决策之中，并且具有跨年龄、跨文化的一致性。当事情结果出来之后，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高估自己当初对结果发生的预测能力，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心理学研究发现，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出现，与人类的记忆有关。认知心理学认为，记忆是一个对外界信息进行编码、储存、提取的过程。但是，人的记忆并不像计算机那样，在事件发生时对事件进行单纯地拷贝，然后存入记忆系统。相反，记忆是在人对信息进行提取的时候才真正建立起来的。当事件发生之后，人们在进行回忆时，很多推理信息被无意识地纳入记忆系统，于是，新旧记忆相互交错，共同构成了事件的完整拼图。于是，人们也分不清哪些是刚接收的信息，哪些是已经存在于脑子里的信息了，事后聪明式偏差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股票崩溃，史称“黑色星期一”。当天，纽约股市道琼斯指数狂泻508点，跌幅达22.6%，市值损失5030亿美元，从而引发了8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

在这次股灾后的一个星期，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对2000位个人投资者和1000位机构投资者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第一个问题是“您在10月19日当天就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反弹吗？”结果，在没有参与交易的人当中，有29.2%的个人投资者和28%的机构投资者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而在参加交易的人当中，这一比例更高，分别是47.1%和49.7%，将近一半。

由于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存在，人们会认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显而易见或不可避免的，意识不到自己当前的判断实际上已经受到了已知结果的影响。这对于领导者的决策来说是很不利的，会造成很多有害的结果。

当事件朝着决策者预料的方向发展之后，事后聪明式偏差会使决策者将事件的结果归因于自己的能力，进而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际认知水平和预测能力，导致过分自信偏差；相反，当事件没有朝决策者预料的方向发展时，为了获得自己对事件的控制感，决策者会把事件结果归结于外界的不可控因素，为消极结果寻找必然发生的理由。这两种情况都会阻碍决策者从事件结果中获得经验性学习。

此外，决策者在事件发生后过高地估计自己的预测能力，还会减小将来避免发生类似消极事件的可能性，尤其是危险事件过后的相对安全期内，对大大降低人们对潜在危险的估计，从而减少了防范意识。

费斯科夫比较了“9·11事件”前后两年内，美国人民对再次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估计差异。结果显示：被试在第二年对风险的估计显著小于前一年。这是由于经过两年之后，人们的生活环境相对安全，从而降低了被试在前一年的风险感知。

事后聪明式偏差还会增加企业的风险投资。在前期投资成功之后，企业决策者会因为事后聪明式偏差而忽略环境中可能存在的机遇成分，过多地将结果归于自身能力，并相应地增加对风险的追求，很可能导致后期投资决策的失败。

如果领导者在决策时想减少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影响，就应该抱着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对已经发生的事件在什么条件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进行仔细思考，而前往不要只想这件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因为如果只考虑为什么事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就很容易使记忆的建构受到影响，从而高估自己在此之前的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