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元春的原型
《红楼梦》是一部小说。Www.Pinwenba.Com 吧虽然向来都有“射史派”与“自传说”两种索隐观点，然而小说就是小说，既不可能完全照搬现实，也不可能一味述史。因为作者一落笔，笔下的主人公就会拥有自己的人物性格与命运，即使作者的原意真是想用笔下人物来影射某个历史人物，在写作过程中，也会格于书中特定环境与故事发展，而使得书中人物距离历史人物越来越远。
然而与此同时，曹雪芹的家族经历过那样一个翻天覆地、由盛转衰的命运，他一生人所见、所闻、所感，无不是皇室秘闻与今昔之比，难免会在书中发出末世之叹来。这样，书中人物就会或多或少地带了真实的影子，这其中有他的身边的人，也自然会有皇室人物。
因此，书中每个人虽然出自虚拟，却也会自然地有其原型。有时候，几个人出自同一原型；又有时候，一个人身上集中着几个原型的遭遇。
至于元春，由于曹家历史上出过一个平郡王妃，于是人们便一直认定那就是元春的原型。然而除了这贵妇的身份之外，两者之间还有什么相似，却再也说不出来。
这都是因为思路太过局限之故——其实，谁规定女人的原型一定也要是个女人呢？
《红楼梦》是女儿国，讲的却是朝廷权贵的大事件大纠葛，这就使作者在描写男性历史时，有时不得不投影在女儿身上，用一个女人的身份来表现一个重要的男人的故事与遭遇。这是出于写作手法与结构的需要，同时也是考虑到政治因素，不得不回避真正的史实。
元春，便是这样。她是四大家族中身份最高的人，其原型绝不仅仅是个郡王福晋这样的边缘人物，而应该在历史上扮演着更为尊贵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个人是谁呢？
倘若可以确定这原型，大抵就可以根据史实来推断小说中元春的结局了。
且看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宝玉赴宴归来，袭人交代了小红被凤姐选走一事后，似乎很不经意地提及：“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戏献供，叫珍大爷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儿的节礼也赏了。”
端午是五月初五，故而这里打平安醮的准确时间是五月初一到初三。无巧不巧，废太子胤礽的生日正是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仅仅是个巧合吗？
让我们来看看元春的判词：
“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
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
太子胤礽因生于五月，故偏爱石榴，曾有咏榴花诗曰：“上林开过浅深丛，榴火初明禁院中。”
很明显，这里化用的是“五月榴花照眼明”的句子；而元春判词的第二句，“榴花开处照宫闱”显然用的是同一典故，更点明了胤礽诗中的“禁院”即是“宫闱”。
第三句“三春争及初春景”，强调的是个“元”字，元春为长女，而胤礽为太子。
胤礽生于康熙十三年，这年是甲寅年，肖虎；失势后，皇四子胤禛夺权称帝，即雍正。而雍正元年为癸卯年，是兔年；雍正之接班人乾隆又生于辛卯年，属兔——这可不正是“虎兔相逢大梦归”么？
最不好解的是第一句“二十年来辨是非”。这个“二十年”指的是什么呢？
我第一个猜想是元春的有生之年，也就是她活了二十年，才懂得辨是非，识进退，遂发出“须要退步抽身早”的感悟。清朝秀女入宫的年龄在不同史料中有不同说法，有说12至16岁的，也有说13至17岁的。即以最小年龄算，假设元春12岁进宫，20岁去世，那么中间最多不超过八年。然而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黛玉只有五岁，这时元妃已经进宫了，不然冷子兴不会向贾雨村谈起；而到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之际，黛玉说：“我长了今年十五岁。”可见中间已经十年过去了。
当然，书中的年龄往往不大准确，事实上一回一回地推算下来，黛玉这年最多十二三岁。黛玉说这话时是秋天，从这回往后，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过去了一年，第六十七回《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是第二个秋天；而到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是第三个秋天，这之后宝玉得了一场大病，百日后方能出门行走，可见又一年过去了——这样，倘若《红楼梦》不曾中断，哪怕接下来第八十一回就写元春之死，离黛玉进府怎么也够十个年头了。而元春这年决不止二十岁。
我第二个猜想是“二十年”指元妃进宫的时间。仍以元春12岁进宫计算，那年宝玉不到八岁——因为黛玉进贾府时只有六岁，而宝玉只比黛玉大一二岁。然而宝玉也不会太小，因为他已经师从大姐开始读书习字了。假设元妃入宫时宝玉五岁，那么元春入宫二十年后去世，宝玉应当已有25岁。而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中，和尚给宝玉驱魔，抚摸着通灵说：“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说明宝玉这年十三岁，则到第八十回结束时，宝玉的年龄大约是十五六岁，岂不是距离元春之死还有十年的功夫？而从各种迹象来看，第八十回时已经风声鹤唳，“悲凉之雾，遍布华林”（鲁迅语），可见“元妃之死”与“贾家之败”这两件大事眼见就要接踵而至，决不可能再过十年那么久。
既然不论是从元春的生年还是按元春入宫的年份，都怎么也算不出这个“二十年”之数来，那么这个“二十年”的说法到底从何而来呢？
如果把元春和胤礽联系起来，则疑团便可迎刃而解：
康熙于四十七年七月往塞外巡幸，诸皇子及王公大臣随行。九月，皇帝回銮至布尔哈苏时，忽然召集众臣，宣布将皇太子胤礽废为庶人，并予以幽禁，且说：“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天下断不可以付此人！”
——原来这就是“二十年来辨是非”！
凡此种种，差不多已经可以让我肯定：废太子胤礽，即是元春的原型。
那么胤礽在历史上的下落是怎么样的呢？
胤礽被立为太子时，只有两岁。然而他越长大，与康熙的隔阂就越深。康熙生性多疑，常担心太子受到周围人的不良影响，一旦发现可疑之人，立即严惩。礼部尚书沙穆哈因讨好皇子，被处革职；内务府官员们到东宫走动，以悖乱之罪圈禁和处死；丞相索额图因为是太子的外公，更被视为重点怀疑对象，最终以“本朝第一罪人”被圈禁至死。
随着皇上与太子的矛盾日益加深，康熙的戒心也日益加重，甚至怀疑太子有意刺杀于他，并趁他外出巡行时，夜夜逼近帐逢，裂缝向内窥视。于是，四十七年七月，康熙宣布将太子废为庶人，罪名是“专擅威权，纠聚党羽，窥测朕躬起居行动”。
此后，围绕着皇太子之位，众皇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其情形正如《红楼梦》中所说的“诟谇谣诼，布满书房内外”，“诼谣謑诟，出自屏帏，荆棘蓬榛，蔓延户牖”，形势越来越严峻。康熙为了避免让皇子们自相残杀，遂采纳群臣建议，释放幽禁的胤礽，重新立为皇太子，并解释先前太子的悖乱行为是因为受到巫蛊诅咒所致，也就是《魇魔法姊弟逢五鬼》的情形。
然而皇太子虽然废而复立，康熙的疑心却并未解除，并于五十年十月下令追查太子党，牵连者众，其中最为效力的齐世武被铁钉钉其五体于壁，慢慢死去。次年九月，康熙再次下令将皇太子锁拿，御笔废除，并命禁锢于紫禁城西部的咸安宫。
胤礽在禁宫中度过了半世幽闭生涯，“既忳幽沉于不尽，复含罔屈于无穷”，最终于雍正登基的第二年神秘猝死，完成了一段“虎兔相逢大梦归”的历史悬案。
而元春的命运，也同样是“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她曾有过极度辉煌的日子（立为太子），后来却因为命运无常（两度被废），终于落得一无所有，含恨而死。而且，死的地方不在皇宫，而是“望家乡，路远山高”之处，这正是因为胤礽的被废与塞外行猎有关，并且在废后被长期圈禁，不能回宫。
故而，我们可以猜测元春的真正死因，是因受到群妃或者敌对势力的谣诟，而使得皇上见疑，将其冷落在行宫别苑，遂至抑郁而死。
元春死了，贾家的靠山也就倒了。“忽喇喇似大厦倾”，这个大厦，是指贾府，指贾家的靠山元春，更是指曹家的靠山胤礽——太子失势，荣宁府也就“树倒猢狲散”了。
2、曹家的皇亲国戚
《红楼梦》中的最高权力中心是元妃。而整个荣宁府也主要是借由元春与皇宫发生关系的。
故而，我在上篇文章中推测元春的原型绝不仅仅是一个郡王妃那么简单，而应具有更高的身份，更深的意义，因为正是她的生死决定了贾府的荣衰。
这样，就不得不先说说曹雪芹的家族背景，以及曹家与皇室的关系。
我曾写过两部清史小说《后宫》和《大清公主》，因此对清朝初期的那段历史比较熟悉，对照起来也格外亲切。曹家隶属满洲正白旗，其带领者正是《后宫》的主人公多尔衮。当年多尔衮率领清兵入关，打败李自成、占领紫禁城，从某种意义来说，他才应该是入主中原的第一个满洲皇帝。只是他并没有居功登基，而是在稳定朝局后接了六岁的幼主顺治入京，自己退居摄政王之位。
但是多尔衮究竟对皇权还是不甘心放手的，成年后的顺治也越来越不满足于自己的傀儡帝位，于是“亲政”与“摄政”强强对恃，最终由于多尔衮的离奇堕马，顺治不战而胜——多尔衮原是在马背上长大的人，多年来驰骋拼杀，什么阵仗没经过，怎么会从马背上摔下来，而且一摔致命呢？这个千古悬疑迄今未决，不过，想来在皇公贵族间必然会有许多传闻吧？
况且，在多尔衮死后，顺治先是将其风光大葬，不久却又派了他许多罪名，将其掘墓鞭尸，连他的兄长阿济格也被迫害至死。这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也为历史留下了许多悬案。
阿济格之孙敦诚、敦敏后来和曹雪芹成了莫逆之交，并在其死后写下多首挽诗，成为今天“曹学”研究的重要依据。那么敦诚、敦敏在与曹雪芹交往中，会不会提起祖上的秘史，抒发一些对当今朝廷的不满呢？而这些秘史，又会不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在曹雪芹笔下呢？
前“索隐派”曾有一个观点，说贾赦娶妻邢夫人，贾政娶妻王夫人，四个人的名姓合起来就是“摄（赦）行（邢）政王”，岂不就是多尔衮么？并且由此断定《红楼梦》是在影射顺治王朝。
——这种说法不能成立的地方在于：曹雪芹生于雍正初年，与顺治朝隔着三个朝代，即使其祖曹寅也只是康熙朝的重臣，可以说无论顺治朝有着什么样的秘密，都与曹家毫无关系，他有什么理由专门撰写洋洋百万文字来影射那段并不熟悉的历史呢？
然而，若说曹雪芹从顺治的故事启发了某些联想，借鉴了一些灵感，从而使笔下人物更加充实、完整，或者借文字游戏隐藏某些秘闻来与好友敦诚、敦敏共赏，却是完全有可能的。
记得那年去故宫，看到顺治书房的御笔题字“绛雪轩”时，我的心忽悠一下，不禁想起了宝玉亲题的“绛芸轩”。顺治所以将书房命名“绛雪轩”，是因为门前有几株古本海棠，每到花期，便如落了一树红雪，故而得名；而宝玉爱红的“毛病儿”故然人人皆知，怡红院之所以得名，亦是因为蕉、棠两植。后来贾芸又特地送了他两盆海棠花，大观园的海棠诗社也由此而起。
——这两者之间，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不经意的借用呢？
顺治是个短命皇帝，25岁时年纪轻轻地便离奇死掉了，一说是出家。总之，是另一个历史疑案。而这也为“索隐派”认为宝玉出家的结局即影射顺治出家提供了更为重要的依据。
顺治之后，新任幼主康熙登基为帝，而曹家的发家史也由此开始。
曹家原本出身“包衣”，也就是鸳鸯所说的“家生子”；然而由于跟随着多尔衮南征北战，像焦大一样，立下一点战功；等到满人坐了紫禁城，凡“从龙入关”者，身份俱得以提升，得到些体面职使，即如管家林之孝的情形；而其子孙更承受了主子隆恩，得以读书做官，挣得一官半职，便如同书中赖嬷嬷之孙一般。
——也许曹雪芹未必真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和思路来塑造人物的，然而这些故事早已烂熟于心，则在下笔撰文时，必会有意有意，将自己家族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本能地表现在不同人物身上；或者说，是在塑造笔下人物时，不自觉地借鉴到自家发展史的不同片段。
有趣的是，若以整个曹家史来对应书中人物的话，那么最能反应真实的并不是贾府的故事，而是贾家奴才赵嬷嬷、赖嬷嬷的情形。
赵嬷嬷是贾琏的乳母，故而其子赵天梁、赵天栋得以重用，用凤姐的话说是：“现放着两个奶哥哥，比谁不强？”正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反正那么多银子，给谁赚不是赚，与其便宜了不相干的人，拿着皮肉往外人身上贴，倒不如照顾自己从小一块玩到大的奶哥哥呢。
而赖嬷嬷则是贾府的老奴才，三代服侍主子，到孙子这一辈儿，得主子恩典放出来，削了奴籍，可以“公子哥儿似的读书认字”，甚至做官。
曹家也是差不多情形：雪芹曾祖曹玺，娶妻孙氏，曾做过康熙乳母，死后赐封一品夫人。显然康熙对这个乳母是很有感情的，他于八岁登基，次年即命自己的“奶哥哥”曹寅出任江南织造，委以重任。曹寅在任时，曾经四次接驾。康熙帝见到年迈的孙夫人，欣然说“此吾家老人也”，并为其住处亲笔题名“萱瑞堂”，可见其眷顾之心。
曹寅娶妻李氏，内兄李煦与他既是同旗，也是同事，曾互代两淮巡盐御史与苏州织造之职，并协同曹寅接驾，花费得“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然而也只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这就造成了大笔的亏空。这亏空就好比一个巨大的肿瘤，并在康熙驾崩、雍正即位后终于发作出来。
雍正元年《苏州织造胡凤翚奏折》中称：“臣请将解过苏州织造银两在于审理李煦亏空案内并追；将解过江宁织造银两行令曹頫解还户部。”可见雍正一登基，李、曹两家的噩运便开始了。而曹雪芹，正是出生在这个“末世”。
曹雪芹其实并不能算曹寅的亲孙子。曹寅生平只得一子曹颙，曾继承父衔，任织造之职。不多年，因病猝逝，康熙深怜曹家孤寡无依，眼看没有后人继承大业，遂下旨，命其侄曹頫过继为子，成为曹家第三任织造。这便是曹雪芹的父亲。
其时曹頫年纪尚小，经验不足，其职实由舅舅李煦监管。然而到了雍正继位后，先是李煦以亏空库帑之罪被查抄究办，流放“打牲乌拉”，冻饿而死；接着曹寅的妹夫傅鼐（原是雍正做皇子时的侍从护卫），也于雍正四年五月被革职流放；然后是曹寅的长婿、平郡王讷尔苏，是年七月被革去多罗郡王，在家圈禁；至于曹頫一家，自然亦未能逃脱抄家的命运，于雍正五年被革职枷号，虽不曾伤及性命，却也“忽喇喇似大厦倾”，“树倒猢狲散”了。
——上述四家，是否就是小说中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呢？
四家中，身份最显贵的就要算讷尔苏了。他是礼亲王代善的五世孙，而代善则是努尔哈赤长子、皇太极之兄，世称“大阿哥”，乃是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讷尔苏可算是真正的天潢贵胄，皇家血脉。
也正因为此，遂有人推测元妃的故事，即源于这位嫁给讷尔苏的曹家大姑娘。
然而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推理：倘如平郡王妃即元春原型，那么讷尔苏岂不成了皇帝？这不是谋反么？曹雪芹怎敢如此大胆？
况且一个平郡王福晋的归宁，也远不如元妃省亲那样大的阵仗。曹雪芹尚不至于这样夸大其辞，“捡颗芝麻当西瓜”吧？
而曹家历史上既然没有出现过一个像元妃这样的人物，那么元妃的塑造，便只能是为小说虚拟了一个背景人物，同时又在她身上不自觉地寄托着某些历史人物的影子。而这个历史人物，应该是皇宫里地位崇高而又没有实权者，与曹家命运休戚相关，却并非曹家亲眷。
前文说元春的原型为废太子胤礽只是揣测，未能做准，然而元春的原型应该身处宫廷而非王爷府则是肯定的。
康熙多次南巡，太子都有随行。曹、李两家协同接驾，对太子的逢迎服侍可想而知。如果后来太子能顺利继位，对两家即使不特别青睐，也至少不会大加笞挞。可惜的是，胤礽不争气，两次弄丢了太子之位，最终被雍正得到了御座。这便是曹家悲剧的开始，至少是家族衰落的重要原因。
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四大家族并不是由此一蹶不振，沦为平民。雍正九年（1731），傅鼐由谪地召还复职，讷尔苏之子福彭也于次年任镶蓝旗都统，又次年，得在“军机处行走”，参与机要，继而又做了定边大将军，出塞征讨，屡立战功——既然有这么多富亲戚都能够“死而复生”，想必曹家也必有机会“借尸还魂”吧？
曹雪芹小时候应该是受过良好教育，甚至有过一些好日子的，不然也写不出这一部《红楼梦》了。据继任江宁织造隋赫德说：“曹頫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属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可见曹家维持温饱还是有余的。
然而在乾隆帝登基后，再度的改朝换代与王权之争，又为曹家带来了再次的乌云盖顶，而这，又与废太子的“死有余辜”有关——乾隆四年，胤礽之子弘皙于住处私建小朝廷，“擅敢仿照国制设立会计、掌仪等司”，并与庄亲王等人过从甚密，有谋反之嫌；次年秋天，庄亲王之子甚至乘雍正狩猎外出时，侍机谋刺。
而这个案子，正是由傅鼐与福彭共同审理的。审着审着，两个人的名字就从史册中消失了。虽然没有明白的文字记载，然而从四大家族后来的命运可以揣知，大约是他们审理得“不合圣意”，获罪被贬了吧？弘皙虽从宽“免死”，却被圈禁于于东果园（景山）永不获赦——这时候，弘皙又代替父亲胤礽成了元春的原型，再次重演“路远山高”的故事，幽禁致死的命运。在“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了此一生了。
而曹家在这次的“谋反”中不知扮演了什么角色，或是沾染了什么瓜葛，总之从此便再也没有过翻身的机会，这就难怪元妃会在梦里相寻告：“须要退步抽身早”了。曹雪芹到死，也只是一个隐居著书黄叶村，“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穷文人。
或许应该感谢这样的命运安排，否则，我们今天也看不到这部伟大的巨著了。
3、元妃省亲的暗示
甲戌本第十六回总批中，脂砚斋评说：“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
忆昔，乃指曹寅在江宁织造署四次接驾的崇耀往事；感今，是说如今子弟流散，潦倒沧桑之悲惨现状。
而曹家的潦倒，正是因为接驾落下了巨大亏空、被朝廷追逼欠款所致，真是最辉煌成绩，最怅恨罪名。所以，作者在这一回中借赵嬷嬷之口假说甄家事：
“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凤姐道：“常听见我们太爷们也这样说，岂有不信的。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赵嬷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
在这段话中，脂砚接连批下“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头语看。”“点正题正文。”“极力一写，非夸也，可想而知。”“真有是事，经过见过。”“最要紧语。人苦不自知。能作是语者吾未尝见。”等批语。生怕读者不明白，这才是作者要出脱的心中感想。
这感想便是：曹家之亏空，乃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所造成，如今惨况，实为冤案！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遍元妃的判曲《恨无常》：
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
脂砚斋在此有一句夹批：“悲险之至！”
“悲”是很好理解的，但为何“险”，又何为“险”呢？
我们从前文可知，元妃的这一声“退步抽身”的断喝，决不会是平郡王妃向曹寅喊出的，因为曹寅并没有经历家族败落的命运；也不可能是胤礽向父皇喊出的，康熙贵为皇帝，却往哪里“退步抽身”呢？但也不会是弘皙向自己的废太子父亲喊的，因为谋反的正是弘皙本人，他就是不满于父亲的“退步”，才要密谋夺嫡的，又怎么会“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呢？
也许，这只是化身为元春的胤礽、弘皙父子悔不当初的自叹自艾，又或是代替四大家族向争权夺利的皇族提出来的乞求——倘或如此，那么元春便并不单纯是某一个曹家亲眷或者历史人物的替身，而代表着某种势力，某个现象，以及这权力和命运引起的感叹与顿悟。
这就使得这个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叹，都具有了相当重要的暗示意义。而元妃省亲一段浓墨重彩的大场面描写，是全书中元妃惟一的一次正面出场，其意义就更加非同寻常。且看下面一段：
茶已三献，贾妃降座，乐止。退入侧殿更衣，方备省亲车驾出园。至贾母正室，欲行家礼，贾母等俱跪止不迭。贾妃满眼垂泪，方彼此上前厮见，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泪。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旁围绕，垂泪无言。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说到这句，不觉又哽咽起来。
“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竟是元春天伦相聚后说的第一句话，何其心痛！
曹雪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向我们点出了胤礽、弘皙父子的悲惨处境。一方面，他们本是天潢贵胄，身份高贵之至；另一面，他们又处境凄凉，长期被圈禁，“不得见人”。倘若在《红楼梦》中描写一个人物来形容他们的处境，有什么比塑造一个没有自由的皇妃更合适的呢？
元妃又说，“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这种种慨叹，都可看作曹雪芹对黄高粱梦中人发出的一种悲悯与劝谏。倘若这些人能够早早“退步抽身”，不要谋反图位，又何至于骨肉分散，各自一方呢？
故曰“悲险之至”，故曰“路远山高”，故曰“二十年来辨是非”，故曰“回首相看已化灰”！
再看元妃点的四出戏：
第一出《豪宴》；（庚辰双行夹批：《一捧雪》中伏贾家之败。）
第二出《乞巧》；（庚辰双行夹批：《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
第三出《仙缘》；（庚辰双行夹批：《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
第四出《离魂》。（庚辰双行夹批：《牡丹亭》中伏黛玉死。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
因为这句“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使得研红之人一时间都成了戏迷。
然而每部戏都有其繁杂的起承转合，发生、发展、**、结束，不可能把某件事完整地套用在某一个戏剧上。所以元妃点的只是一个曲段，而照应的，也只是某个细节，或者某种暗示。
脂砚斋好心地点明了四场戏的出处及所伏之事，本来可以省了红学家们许多搜寻资料的功夫，却偏偏事与愿违，变成带红学家们走了许多胶柱鼓瑟的弯路——因为《乞巧》来自《长生殿》，且“伏元妃之死”，于是红学家们便认定元妃也是像杨贵妃那样因“三军停驻马不前”，而被皇帝下令勒死的——这样的照本宣科，足了贾宝玉嘲笑的禄蠹，哪有一点灵气和变通可言？
其实，我认为脂砚已经说得很清楚，那“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并不是这四部戏，而是它们所伏的四件事。而这四件事，脂砚也说得很明白了，即“贾家之败”、“元妃之死”、“甄宝玉送玉”、与“黛玉死”。
这一段话，从故事到批语，本身是谜面，也是谜底，就像“元、迎、探、惜”暗伏“原应叹息”之意一样，话已说尽，根本无需再做更多的推敲了。偏偏红学家们乐此不疲，将戏本子搬出来好一顿研究，硬把戏曲故事当成红楼框架，一板一眼地往人物身上硬套，闹出了不少笑话。
其实，这种错误很容易就发现其谬误：倘若《乞巧》伏元妃死便指元妃要被皇上赐死的话，那么《离魂》伏黛玉死岂不是说黛玉会死而复生，并与宝玉幽媾？这可能吗？
因此，这段情节所需要引起注意和特别探讨的，其实并不是四出戏目包含了哪些情节，或者暗示了什么内容，因为这些都已经由脂砚斋明白地揭出了谜底，无需纠缠了；而没有揭谜的，是这四件事与元妃有什么关系。
四出戏由元妃来点，这充分说明了四件事与元妃或者元妃所代表的皇权有关。其中“贾家之败”与“元妃之死”是容易理解的，然而“甄宝玉送玉”和“黛玉死”与元妃或者朝廷的关系是什么呢，就大可商榷了。
有人说宝玉和宝钗的“金玉良姻”乃是出自元妃的赐婚，倘如此，她与“黛玉死”也就有了直接的联系；而我曾有过黛玉才是奉旨远嫁第一人选的猜测（详见探春篇），也同样证实黛玉之死与皇权迫害的直接关系。
然而“甄宝玉送玉”呢？莫非甄家的故事也与元妃有关？
惟一可以确定的是，“甄”即“贾”，两者的故事是可以互代的，甚至某些时候，甄家的故事比贾家故事更具有现实意义。比如书中写甄家是“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独他家接驾四次”等，都是“真事”。而元妃省亲，暗示的正是江宁接驾事，故而，在省亲一回中又怎么可以不提到甄家、在元妃点戏时又怎能不暗示“真事”呢？
而这件事，便是“甄宝玉送玉”。
可惜的是，“甄宝玉送玉”究竟是怎样一个故事，又与皇宫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曾做过多种推测，却没有一种能够真正说服自己，只好暂且搁置了。
最后，我们来说说元妃省亲的最后一幕：
众人谢恩已毕，执事太监启道：“时已丑正三刻，请驾回銮。”贾妃听了，不由的满眼又滚下泪来。却又勉强堆笑，拉住贾母、王夫人的手，紧紧的不忍释放，再四叮咛：“不须记挂，好生自养。如今天恩浩荡，一月许进内省视一次，见面是尽有的，何必伤惨。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
庚辰本于此有双行夹批：“妙极之谶，试看别书中专能故用一不祥之语为谶？今偏不然，只有如此现成一语，便是不再之谶，只看他用一‘倘’字便隐讳，自然之至。”
可见自此之后，元妃并未有过第二次省亲。这绝无仅有的惊鸿一瞥，就是贾元春在书中惟一的一次正面描写了。其后即使有照应元春言行的文字，也必然都是虚笔、侧笔，诸如宫中传出端午节赏赐或元宵节灯笼谜之类。
然而这省亲的后遗症却从此种下了，此后她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将大观园赐与诸姐妹和宝玉居住；二是令众人往清虚观打醮三天，并赏了端午节的礼。而这礼物，宝钗和宝玉是一样的，黛玉却和三春相同，降了一等。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下回分解。
4、元春为何抑黛扬钗
元春与黛玉、宝钗只有一次照面，即在省亲之时——
贾妃因问：“薛姨妈、宝钗、黛玉因何不见？”王夫人启曰：“外眷无职，未敢擅入。”贾妃听了，忙命快请。一时薛姨妈等进来，欲行国礼，亦命免过，上前各叙阔别寒温。
这是贾妃第一次看见宝、黛二人，并没有做任何表示，而宝、黛此前既然从未见过元妃，自然也无“阔别寒温”可叙，因此可想而知，叙话的大约是薛姨妈。
然而接下来的一段话却峰回路转：
贾政又启：“园中所有亭台轩馆，皆系宝玉所题；如果有一二稍可寓目者，请别赐名为幸。”元妃听了宝玉能题，便含笑说：“果进益了。”贾政退出。贾妃见宝、林二人亦发比别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软玉一般。因问：“宝玉为何不进见？”
此前贾妃看见宝、黛二人时，并未有所表示。这会儿说了一番家常闲话，情绪稳定下来后，又听见宝玉能题，原该立刻提出宝玉进见才对。却不急着下令，而是突然想起观察宝、林二人来，看见她们“姣花软玉一般”，并无夸赞，却又忽然转而问起宝玉来。真正一波三折，初看大不合情理，细想却颇有趣味。
是否可以做这样的推测呢？——元妃在听到贾政说起宝玉能题，知道他“果进益了”后，高兴之余，自然便想起弟弟的终身大事来。于是便想起观察两位表妹来，心中未尝没有代弟择媳之意。看了一番，十分满意，难决高下，这才又想起要诏见弟弟，比量一番。
接下来，元妃令众姐妹及宝玉做诗。看后称赏一番，笑道：“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
这里可以看出，元春对宝、黛的才学是认可的，且将两人相提并论，并无薄厚之分。
倘若故事就到这里顿住，那么元春、宝钗、黛玉、宝玉四个人的故事就不会横生枝节，余韵不止。然而元春偏偏命宝玉连做四首五言律，“使我当面试过，方不负我自幼教授之苦心。”
于是，宝钗和黛玉在自己交了卷之后，看到宝玉苦思不已，便都代他着急，都想帮忙，其表现却是完全不同的，正是“一样关心，两种态度”，写得相当传神。
先看宝钗的表现：
彼时宝玉尚未作完，只刚做了“潇湘馆”与“蘅芜苑”二首，正作“怡红院”一首，起草内有“绿玉春犹卷”一句。宝钗转眼瞥见，便趁众人不理论，急忙回身悄推他道：“他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改了‘怡红快绿’；你这会子偏用‘绿玉’二字，岂不是有意和他争驰了？况且蕉叶之说也颇多，再想一个改了罢。”宝玉见宝钗如此说，便拭汗说道：“我这会子总想不起什么典故出处来。”宝钗笑道：“你只把‘绿玉’的‘玉’字改作‘蜡’字就是了。”宝玉道：“‘绿蜡’可有出处？”宝钗见问，悄悄的咂嘴点头笑道：“亏你今夜不过如此，将来金殿对策，你大约连‘赵钱孙李’都忘了呢！唐钱珝咏芭蕉诗头一句‘冷烛无烟绿蜡干’，你都忘了不成？”宝玉听了，不觉洞开心臆，笑道：“该死，该死！现成眼前之物偏倒想不起来了，真可谓‘一字师’了。从此后我只叫你师父，再不叫姐姐了。”宝钗亦悄悄的笑道：“还不快作上去，只管姐姐妹妹的。谁是你姐姐？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你又认我这姐姐来了。”一面说笑，因说笑又怕他耽延工夫，遂抽身走开了。宝玉只得续成，共有了三首。
再看黛玉的表现：
此时林黛玉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因见宝玉独作四律，大费神思，何不代他作两首，也省他些精神不到之处。想着，便也走至宝玉案旁，悄问：“可都有了？”宝玉道：“才有了三首，只少‘杏帘在望’一首了。”黛玉道：“既如此，你只抄录前三首罢。赶你写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这首了。”说毕，低头一想，早已吟成一律，便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掷在他跟前。宝玉打开一看，只觉此首比自己所作的三首高过十倍，真是喜出望外，遂忙恭楷呈上。
对于黛玉代作的这首诗，元妃是赞誉有嘉的，指其为四首之冠——自然，那时她并不知道宝玉做弊。
回驾时，元春命人颁下赏赐，贾母的自然是头等，邢夫人、王夫人减了一等，“宝钗、黛玉诸姊妹等，每人新书一部，宝砚一方，新样格式金银锞二对。宝玉亦同此。”
至此，元春对宝、黛两个还是一视同仁的，赏赐也视如诸姐妹一般。
然而事隔不久的端午节赏赐，二人就忽然有了高下之分，变成宝钗和宝玉同等，而黛玉则与众姐妹一样，降了一等了。对此，宝玉的第一个反应是“传错了”，而袭人说，“都是一份一份的写着签子”的，不会错。
然而元春究竟为何错点鸳鸯呢？她在省亲时明明对宝、黛两个同等对待的，从什么时候起突然偏心了呢？难道黛玉做错了什么？
有一个可能是在王夫人后来进宫探访时，不住向元春提起自己的外甥女宝钗，说起宝钗的诸般好处，与黛玉的多愁多病，怂恿贵妃女儿为宝玉赐婚；而另一个可能，则是黛玉帮宝玉打小抄的行为，后来被元春知道了，从而厌黛喜钗，变了方向。
有个辅证，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中，湘云夸奖“凸碧”和“凹晶”两个字用得好，黛玉说：
“实和你说罢，这两个字还是我拟的呢。因那年试宝玉，因他拟了几处，也有存的，也有删改的，也有尚未拟的。这是后来我们大家把这没有名色的也都拟出来了，注了出处，写了这房屋的坐落，一并带进去与大姐姐瞧了。他又带出来，命给舅舅瞧过。谁知舅舅倒喜欢起来，又说：‘早知这样，那日该就叫他姊妹一并拟了，岂不有趣。’所以凡我拟的，一字不改都用了。”
同“省亲”隔了近六十回，竟忽然补出这么一段“后传”来，真正意外之文字。而这段文字，仅仅是为了再次描写园中景象布局吗？还是借这段话重新点出《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一段，提醒读者留意，黛玉不仅曾替宝玉拟名，还曾替宝玉作诗？
到这时，大观园已是悲剧揭幕，大势将去了，黛玉还在得意于“大姐姐”对自己眼光的肯定上，丝毫没有排斥之意，可见其天真。然而她没有想想：为何凡她拟的，“一字不改都用了”呢？果然只是因为她的才分高卓么？或者，正是元春“见外”的表现？
此前在园中时，元春看匾额，原有批改的习惯。比如“蓼汀花溆”只留“花溆”二字，将“红香绿玉”改成“怡红快绿”，“杏帘在望”题名“浣葛山庄”后又改回“稻香村”等。然而贾政将诸姐妹拟的名色送进宫后，元妃问起都系何人所拟，得知某些出自黛玉手笔，出自嫌忌，却只能有两种表现：要么一字不用，要么一字不改。
元妃的体度和涵养，让她选择了后者。
很有可能，彼时元妃已经借由太监、宫女之口了解到宝钗、黛玉二人在省亲作诗时的不同表现了。那宝钗在帮着宝玉之余，顾及的乃是皇姐的心思，“他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改了‘怡红快绿’；你这会子偏用‘绿玉’二字，岂不是有意和他争驰了？况且蕉叶之说也颇多，再想一个改了罢。”何等体贴，何等细心，更重要的是，何等敬上！而黛玉，却是恃才傲物，逞自己之才干，把别人当傻子，完全越俎代疱，教唆宝玉打小抄蒙混过关起来，这不是“欺君”么？
当时元春虽然高高在上，太监、宫女可是黑鸦鸦站了一屋子的，那些人在宫里每天做的是什么，不就是“察言观色，吹毛求疵”么，宝钗、黛玉的这些小把戏小动作，怎么可能逃得脱他们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呢？
脂批说“黛玉一生是聪明所误”，这次题诗，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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