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华北驻屯军擅自将兵力由2000人增加到6000人。
紧接着,日军又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联手,签订《华北防共协定》,企图将日本在华北的兵力增加到20000人。
宋哲元真不可琢磨,有时候表现得对日军十分强硬,你瞧多气派,把政务委员会里的日军亲信撸掉了好几个;有时又那么孙子,日军给他头上撒尿他连个屁也不敢放。6000兵力、20000兵力?日军想干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他竟然允许他们增兵。这个宋哲元,在关键时刻挺不起腰了。怎么办?外力促他站起来。
华北的民众不答应了。
先是天津的万名工人、学生、市民游行示威,他们愤怒地高呼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口号,像潮水似的从大街上漫过。
随之,北平的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天津人民斗争的游行示威。
全国各地抗日团体都纷纷来电来函,或举行活动,表示支持天津民众的正义斗争。
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发生急剧分化。广西军阀李宗仁、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名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之后,两广组织“抗日救**”,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帜,出兵湖南、江西南部。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阻止两广军队北上,一面收买两广军队将领。他的收买奏效,7月4日,驻广东空军驾机投奔南京,使两广出兵失败。
难怪历史在某个章节显得那样沉重,甚至窒息,原来它的出口处密密匝匝地堆满了路障和清除这些重石的呐喊。
宋哲元不得不拒绝了日寇增兵的要求。
我们面前站的不是一个杀手,而是整个仇恨。
1936年末,华北驻屯军在北平近郊举行了持续一周的军事演习。日军的这次举动,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却给了it平军民以新的刺激。敌人发泄一次,我们的人民就成熟一次。大概这就是对侵略者在人民面前示威的最本质的诠注。
就在日军演习后的第5天,29军也针锋相对地举行了一周的军事演习。
也许深陷的春天才格外真实。
也许残缺的年代更能激励人们去追求完美。
在冲锋号声里,抗日的中国人永远无法终止自己坚定的步子。
每个人每天都在行路,因而对自己对事物都会有新的感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逐渐地强硬了起来。日寇企图用经济手段掠夺和吞并华北的计划一次又一次遭到碰壁,失败。
一种等待交锋的希望在侵略者的心中萌生,这也是一种动力。他们有几分恼羞成怒,将子弹推上了膛:“用武力征服中国!”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咬出这句话时,嘴里分明像含着一枚苦涩的核仁,咽不下,又不想吐出。
咬碎它!这当然是一种仇恨的发泄。
他们的目的暂时没有达到;他们的野心一定不会收敛。
脆弱,有时也显得很坚强。
时间,不会因为想拖住它的人而就得慢条斯理地迈八字步。也不会因为急于打发它的人而变得转瞬即逝。1936年似乎是不紧不慢地晃悠走了。
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这个局势呢?
不知道。
它挖中国人的肉,喝中国人的血。民心浮躁,矛盾交错,气候多变,前景莫测。
有多少中国人夜里不敢睡觉,白天无心做工,在家防着暗杀,出门不知去处。刺刀总在他们眼前浮动,狞笑老在他们耳畔响着。人人随时都可能挨一刀,伤不着内脏也会砍着骨头。不管刀刃落在何处都会有鲜血流出。
中国在哭泣。
民众在怒吼。
人们期望黑暗中会有一盏灯,哪怕是一盏比黑暗稍稍显得光明的小灯。
绝望中的人往往把死亡当成一种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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