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被风吹散了的云,又聚在一起。
差不多与《秦土协定》同时出笼的、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国民党政府何应钦签的《何梅协定》,使洋洋得意的日寇在实现其罪恶目的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河北省就这样落入了日本帝国的魔爪下。
《何梅协定》的内容有:取消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部;第51军撤退;中央军全部离开河北省境;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禁止排日活动。
有个扣子需要解开:日寇为什么要把51军赶出河北省却让29军从察哈尔省移驻河北呢?
宋哲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早年他随冯玉祥参加了反蒋的中原战争。日军认为,宋哲元这样的国民党将领是有利用价值的。
在这里,还需要把“驻屯军”这个概念给读者作一解释。
外**队可以在中国华北驻防,随时地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肆意地镇压中国人民,这始于1901年清朝政府与英、俄、日、法、美等11国公使签订的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
在华北的外国驻军中,以日本的驻军总数为最多,共1650人。它在北京使馆区就驻有400人,所余的驻扎在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日本政府将其命名为“清国驻屯军”,职能是负责“保护帝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帝国臣民”。驻屯军司令部在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1912年,日本政府将“清园驻屯军”更名为“中国驻屯军”,因为司令部在天津,又称“天津驻屯军”,我国通常称“华北驻屯军”。驻屯军司令部是日本政府设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机关。1936年之前,驻屯军在北京和天津各设一个队部。
我们的话题继续回到《何梅协定》上。
与日军签署了协定的人自然是要执行协定所展示的各个条款。他们做人的心迹很坦率:既然已经付出了灵魂的许诺,为什么还要久久的不肯起步?
日方限死的必须兑现的日期,中方一点也不敢含糊。此刻,“协定”已经由干巴巴的条款变成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图象了,你瞧——
这是51军的队伍,它几乎是与驻天津的国民党党部同时停止了往日的正常运转,开始撤离这个城市。队伍零零散散,羊拉屎一般,走得十分疲惫,使人感到是那微微吹来的风把它刮得七倒八歪,不堪一击。51军没有打败仗,可是却比打了败仗还要懒散,还显得没有章法。队伍缓缓地离开天津,又缓缓地路过保定,再缓缓地向西安移去。那里肯定不是避风港,但这支善战的队伍却要窝在那里去。带队的首领是军长兼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他骑的那匹战马一颠一颠,使他的身躯一晃一晃地颤动着,军座的威严没倒,你不觉得他是在撤退,而是从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去。于学忠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属于地方实力派,历来主张抗日。起初,日寇通过亲日派对他进行拉拢,他根本不吃鬼子的那一套,后来,日寇又指使暴徒三次谋刺他,也均未得逞。
不过,此刻于学忠已经被国民党政府罢免了河北省主席的职务,这是日方在《何梅协定》中提出来的要求,限令国民党政府必须为之。开始,何应钦劝于学忠说:“孝候兄,国家眼下到这个样子,让人心焦。你一向是忠公体国的,在这艰难的时候,你若能表示辞一下职最好。出于全局考虑,这是无可奈何的办法!”于学忠非常反感耳畔有这种嗡嗡声,他故作没听懂,反问:“让我辞职?辞什么职啊?辞主席职啊?辞军长职啊?都辞?容我考虑考虑吧!”何应钦也只好装哑巴,什么都不说,走了。不过,隔了一会儿,他又打来电话紧催,完全是一种乞求的口气:“老兄,现在的时事太困难,外交很难办,你为国家着想,最好还是辞职一下。”于学忠的口气比刚才更硬了,他问:“让我辞职是中央提出的还是日方提出的?我们还是不是中国的官吏?日本人说怎么办我们就不说二话跟着怎么办,将来还会有中国官吏没有?外交困难?也许是这样,可是不管有多么难,总该讲理。我们不能做丧权辱国的事,辞职的事,我不能干。中央有权,免我的职、撤我的职,我都服从。可是,如果因为日本人要撤我的职你们就让我辞职,这太软弱,姓于的不干!”
日寇并不会因为于学忠的强硬而放弃了《何梅协定》所要求的内容。他们步步逼来,不断加码,条件提得越来越苛刻。限令兑现“协定”各款项的时间越来越紧迫。
国民党政府断然采取措施:下令罢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遗职由民政厅长张厚琬代理。同时宣布了决定:划天津市直属行政院,任命亲日派王克敏出任市长。
……
于学忠率领队伍西行,西行。仿佛中国所有的空间都太小,难以容下这支为抗日做了应做的事情的队伍。
他对天长叹数声,却并不紧催战马,任其慢慢地踏行。
随行的警卫兵捡起了一片树叶,掸掸,放在嘴边。不过,他没有吹什么曲调,最后将树叶贴在脸蛋上。他好热!远处一曲“走西口”,凄凉,哀婉,萦绕于山野,许久不散。撤退的队伍行至一条河边,涛声吼叫着,像在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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