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重阳说“糕”

在《“汤饼会”上食“汤饼”》一文中提到，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饼”的本义是指麦子、稻谷之类的粮食作物磨成的粉，即面粉、米粉之类，《说文解字》又释：

餈，稻饼也。从食，次声。

段玉裁有一段注：

《方言》曰：“饵谓之餻，或谓之餈，或谓之，或谓之，或谓之。”谓米饼也。《周礼》：“糗饵粉餈。”注曰：“饵、餈皆粉稻米、黍米所谓也，合蒸曰饵，饼之曰餈。糗者，捣粉熬大豆为饵；餈之粘著以粉之耳；饵言糗餈、言粉，互相足。”……今江苏之餈饭也。粉糯米而饼之、而蒸之，则曰饵。

《方言》是汉代扬雄的著作，主要收录各地对同一种物品或动作的不同说法。扬雄认为，用谷类种子磨成粉后做的食品各地有不同的称谓，如叫做饵、餈、等，段玉裁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用米粉做成不同的食品有不同的名称。汉人刘熙《释名·释饮食》也是这样讲的：

饵，而也，相粘而也。

餈，渍也，烝燥屑使相润渍。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并没有对“饵，而也”作解释，我认为，“而”应作“耎”，今“糯”字原写作“稬”，软字写作“輭”，实际上“耎”即“软”的古字。这个“饵”就是用谷类种子磨成的粉制作的食品。豆类种子磨的粉不黏，难以捏成团，如掺入糯米粉，不仅可以捏成团，还可以做成不同的糕；而“餈”则是将米粒或米粒碾碎后用蒸或烘的方法做成饼，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糕”。直到今天，一般用面粉制作的各种食品大多讲作“饼”，而用谷类、豆类制作的食品大多叫做“糕”。以前上海有一种叫“米饭饼”的食品，制作方法是将已浸泡过的米连同水一起磨成相应厚度的米浆或米糊，让其自然发酵，备一平底中间有凹洞的大铁锅，将米糊舀到大铁锅上，其自然成扁饼状，用木刨花为燃料，旺火燃烧几分钟即成。饼的底部微焦，松软可口，其形状似饼，但其是以米饭为原料，于是被叫做“米饭饼”，就是因为它属于“糕”而不属于“饼”之故。

北方主产小麦，食品以“饼”见多，南方生产稻谷，又以“糕”居多。问题在于古代南北文化差异很大，汉字的起源在北方，文化的中心也在北方，所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只收“餈”字，没有收录“餻”或“糕”字，而扬雄的《方言》和刘熙的《释名》只是把“餻”作为方言，即区域性语言或文字收入书中。

“餻”与“糕”为古今字或异体字，“餻”为古字，“糕”为今字。“餻”之所以被异写为“糕”，一定是古人已经认识到，糕大多是用米做的。而与“餻”、“糕”同义的字就是“餈”。宋人《岁时广记》中引《续齐谐记》讲：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因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酒，祸乃可消。”景如其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之矣。”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因此也。

费长房是东汉人，随一道士学道术，并成为一个介于人妖之间的妖道。一天，他对自己的学生桓景讲，九月九日那天你家会发生重大灾难，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带领全家人逃到山上，女的用装有茱萸的粉红色香袋系到手臂上，男的多喝一点菊花酒。桓景听从老师的指示，全家逃到山上。九月九日过后，桓景才敢下山回家，发现自己家中养的家禽牲畜全部得瘟病死了。费长房告诉桓景，这些死去的家禽牲畜是代你受过。从此，九月九日就成了一个节日，人们要登高，赏菊花，喝老酒，而妇女们则要挂茱萸香袋。

历史追求真实，文化则化作故事。真实的历史往往古板乏味，而故事则有趣动人，于是，希望历史能为后人流传，那一定要“文而化之”，而要使文化被人们相信，那一定要依托史家的鼓吹，古人如此，今人甚之。原来，汉代崇尚儒学后，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因被定为“筮卜之事”的《周易》躲过了一劫，它也成了唯一一部没被烧掉的儒家著作，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周易》就成了唯一没有争议的儒家经典。《易》学强调“数”的作用和影响，认为自然数中的奇数一、三、五、七、九属于阳数，而偶数二、四、六、八属于阴数，阴阳可以结合，二阳相逢必然相克、对冲。在历法中，一月一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就是二阳相逢相克的日子，一定会有灾难出现，为了逃避、应对、战胜灾难，就产生了各种风俗活动。如正月初一可以燃烧竹子，竹子燃烧时的火光和爆裂的声响可以驱逐妖魔鬼怪；三月三日适逢大地春暖，蛇虫百脚已经惊醒，会对人类安全带来不利影响，于是，人们必须到水边，因为水能降魔伏妖；五月五日被称为“毒五月”，人们剪菖蒲作剑，摘艾蓬作法器，将其插在大门上，可以抵挡魔鬼的入侵，女眷还可以在自己的闺房边挂一些生大蒜头，其刺鼻的气味可以熏走近身的“色狼”，于是民谚有“小鬼摸着大蒜头”之说；至于七月七日也不是“情人节”，倒是西王母残忍地将自己的孙女——天孙（即织女）和孙婿——牛郎拆散后，只允许此日给一天“探亲假”，到鹊桥相会，如读过《红楼梦》原著者应该记得，王熙凤的女儿没有真名，只有一个叫“巧姐”的小名，这个小名还是刘老老第一次进大观园时给取的。

九月九日也是两个阳数相逢，而且在《周易》理论中，“九”是自然数中最大的一个数字，被称为“阳之极数”，九月九日就是两个“极阳”相逢，其相克也特别厉害，于是才有了如费长房之类的妖道妖语，而故事的传播快、影响大，九月九日就被叫做“重阳”固定了下来。只要稍加思考，不难明白，“重”是重叠之义，“重阳”不就是两个“九”的重叠吗？

至少在唐代，重阳登高就形成了节日在士大夫中流行。杜甫《九日兰田崔氏》诗：

明年此会知谁处，醉把茱萸子（仔）细看。

朋友们今日在此登高相会，但漂泊不停的生活，谁知道明年在何处登高，与谁相会呢？！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

遥知兄弟登高处，插遍茱萸少一人。

往年在家乡，九月九日兄弟们相聚登高、饮酒、插茱萸，而今天，当兄弟们登高时，肯定会思念远离故乡、远离亲人的我。

扬雄《方言》：“饵谓之餻，为谓之餈，或谓之，或谓之，或谓之。”但后来的许多学者认为，“餻”是的误刻，读作yàng，虽然也是“餻”的意思，但却是两个不同的字，如王国维《书郭注〈方言〉后》三：

六朝尚无餻字，《广雅》之餻字，亦本作，与《方言》同，均后世所迫改也。

不仅如此，如南朝顾野王《玉篇》引《方言》时，“餻”也写作，由于后来“餻”字流行，人们普遍认同“餻”字，后来各本《方言》把改刻为“餻”了。餻通常是用米碾成的粉做的，所以后来又被改写成“糕”了。

登山饮酒难免要带一些下酒的菜和充饥的点心，而糕就是其中之一。唐白居易《九日登西原宴望》诗：

移座就菊丛，餻酒前罗列。

人们之所以把糕当作九月九日登高必备的食品，也许就是“糕”与“高”谐音的缘故。王琳（1151～1213），字勉夫，号分定居士，祖籍福建福清，与我是同乡人，其《野客丛书·卷六·周礼中言餻字》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宋景文公曰：“梦得尝作《九日》诗，欲用‘餻’字，思《六经》中无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诗曰：“刘郎不肯题餻字，虚负人生一世豪。”仆读《周礼疏》：“差笾之实，糗饵粉餈。”郑笺：“今之餈餻。”安谓《六经》中无此字邪？又观扬雄《方言》亦有此字。苕溪渔隐谓：“古人《九日》诗未有用‘餻’字，惟崔德符《和吕居仁》一诗有‘买餻沽酒’之语。”仆谓景文诗“刘郎不肯题餻字，虚负人生一世豪”，兹岂古人诗未用“餻”邪？

这是古代文人的一场笔墨官司。景文即北宋的宋祁，官工部尚书，拜翰林院学士承旨，谥景文，有《宋景文集》等著作；梦得则是唐代诗人、文学家刘禹锡。宋祁认为，当年刘梦得登高吃糕作《九日》诗时，由于古代的经书中没有“餻”字，干脆放弃描述“吃糕”而只写“登高”之事。我不知宋祁讲的是刘梦得的哪一首诗，但他确实写过一首《九日登高》诗：

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雾深。

年年上高处，未省不伤心。

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但有许多的物或事难以或无法用象形造字，于是又产生了多种造字方法，“形声”即是其中之一，形声字也是汉字中最多的。形声字一般用两个字合成后组成新的字，一边是形部，多用于指这个字的意义，另一边为声部，即这个字的读音。如“饼”字左边的“食”是形部，表示这个字与饮食、食物有关，而右边的“并”就是声部，表示这个字的发音。古人在造形声字时，许多声部的字还兼顾形部，仍以“饼”为例，“并”除了作声部外，还有将水和面粉合并在一起捏成面粉团之义。同样，“餻”左边的“食”是形部，右边的“羔”是声部，而“羔”的本义指美味的小羊羔，所以“餻”也有美味食品之义。至迟到唐代，重阳登高已蔚然成风，偶尔也会有人把餻带到山上，作为下酒的菜、垫饥的料。由于“餻”与“高”谐音，许多地方不见得有山，有的地方，人居住之地离山又很远，平原的百姓无山可登，就只能择一稍高的建筑攀登，也许有的地方连稍高的建筑都没有，或不许攀登，总不见得叫人爬到屋顶上，于是就用谐音的“餻”来替代“高”，也即用“上餻”来替代“上高”，而商家往往又对风俗的传播、发扬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记录北宋京城风俗的《东京梦华录·卷八·重阳》中记：

九月重阳……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聚。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餻遗送，上插剪彩小旗，掺饤果实，如石榴子、粟子黄、银杏、松子肉之类；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餻上，谓之“狮蛮”。

在重阳前几天，各商店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糕，凡重阳日邻里之间相互馈赠的糕都可以叫做“重阳糕”，但重阳糕也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上插剪彩小旗”。古代，旗帜往往是军队的标识和引领者，犹如现代战争中，当军队攻占一个山头、一个制高点，就会把军旗插在山顶，插到制高点上。今天，当人们攀登上珠穆朗玛峰，进入南极高纬地区，或登上月球时，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插上代表自己国家或组织的旗子。在糕上插彩旗，就表示自己已经攀登上高点。

在我的记忆中，上海的许多糕团店在重阳时供应的糕上都会插一杆用细竹为杆，用蜡光纸剪成三角形的小旗，这对许多小孩有强烈的诱惑力，吵闹着要母亲买重阳糕。

上世纪80年代，我正在筹办一个《江南春节风俗》的展览，并以此为基础筹备“上海风俗”展。在当时宝山罗店文化馆朱玲宝先生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位长期从事纸扎的老人，实际上就是制作纸张类风俗用品的手艺人。他按传统的工艺帮我做了一些旧时上海地区祭灶时使用的灶桥、灶元宝，中秋节使用的香斗，还有就是一面重阳旗，做工精致，使几位长期在博物馆从事美工设计者也叹为观止。后来看到清《吴友如墨宝》，发现这位手艺人做的重阳旗与该画中所绘基本相似，可惜，那些东西在几次博物馆搬场中遗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