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资源或者财产有许多拥有者的时候,每一个拥有者都有权利使用资源,但任何人都没权利阻止其他拥有者使用,由此就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也就是所谓的“公地悲剧”。例如草场过度放牧、海洋过度捕捞等等。“公地悲剧”是一种比喻的概念,它能够形象地解释一些在经济学中常见的行为。
案例一:在1968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哈定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公共地的悲剧》。
在文章中,哈定描述了这样一个有深意的故事:一个国家的东部有一片肥沃的土地,土地的面积很大,上面覆盖着茂盛的牧草。因为有这样一片资源,在附近居住的牧民的生活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牧民可以在这片牧场上自由地放牧,生活过的十分富足。可是,好景不长,由于牧民的数目增多,他们的牛羊数量也跟着多了起来,虽然这片牧场的面积很大,可还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牧场上的牛羊已经到了饱和的状态。只要有牧民多养一头牛或羊,整个牧场就会因为承受不了而日渐退化。
可是,牧民们依旧我行我素,都在增加自己的牛羊数量,生怕自己吃了亏。就这样,这片牧场终于失控了,牧场上的草越来越少,渐渐没有了……最终,牧民不是破产就是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草地。
现实生活中就经常会看到公园的草坪上会莫名其妙的多出一条小路,公园石阶两旁的座椅上往往会出现脚印和生活垃圾,甚至出现破损的情况。这些都和牧场的过度放牧一样,属于公地悲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
在我国,由于森林的过度砍伐、牧场的过度放牧,使我国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土地荒漠化,多年以来国家都在致力于沙漠的治理。经常会有新闻报道说国内的很多地方都出现沙尘暴的现象。土地荒漠化是产生沙尘天气的重要原因。我国西北部的新疆、宁夏等省份的情况就非常严重,这些地区的风沙一直威胁和侵袭着北京地区。单是1999年,北京就出现了两次十分严重的沙尘暴。在2001年的第一天,中央电视台就报道了北京市出现沙尘天气,看见画面中的北京市民出门戴着口罩,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如果我们再不关注环境资源,再不合理利用环境资源,那么,过不了多久,就会有更多的城市面临和北京一样的困境,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以上悲剧的产生,实际上是由于多个利益主体在相互竞争中,每个利益主体都想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样最终不仅损害了大家的公有利益,也损害了个人的利益。这些“公地悲剧”告诉我们,如果一种资源或者财富没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就会导致对这种资源或财富的过度使用,从而造成浪费资源的悲剧。
想要阻止这样的悲剧产生,就要对公共资源采取一定的办法和措施。首先在制度上,要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对公共资源有处置、使用和阻止的权力。就像牧场一样,通过对牧场和牧民放牧的管理,以及牲畜数量和成本的控制,最终提高牧场的资源合理利用率,最后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基础上使牧民的利益最大化。其次是要对资源的使用者进行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约束和培养,只有这样,才会使这些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和可持续的发展。
案例二:我国的汽车行业一直是一块没有人管理的公地。经历了几年车市的火爆之后,国内市场已经疲软,加上金融危机,国内的车市现在显得十分冷淡。
车市从以前的极度饥渴,到目前的高库位运行,车市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差距,不免令经销商产生忧虑。他们已经对市场冷清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接连几个月的惨淡经营还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这个所有经销商的无奈,也是整个汽车行业的现状和缩影。
对于车市行情的持续走低,每个经销商的看法都不一样,但是任何人都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真的都是因为天气、金融风暴的关系吗?
其实,现在的车市处境是厂家们咎由自取。以前各个厂家都经历了车市的好行情,所以就对中国的车市寄予了厚望,都制定了十分庞大的产销计划。虽然车市冷淡,但是各个厂商并不想因此减产,甚至不惜降价来吸引客户。
出现这样的情况,厂家难道不是应该减产吗?为什么会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内的车市是一块“公地”。试想一下,如果车市确定一个明确的主体参与者,那么他肯定会考虑不断地调整汽车的产能以适应市场需求。现在的问题是,参与的主体有几十个,在这种情况下,假设一家减产的话,那么这家在市场上的份额就会被别家占领。每个参与的主体都有这样的担忧,就势必不会削减自己的产量,宁可大家一起承担损失,也不愿意一家面临风险。
车市作为一个“公地”,它有几十个参与的主体,他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使用权,但没有阻止他人的权力。或许也有想改变这种形势的参与主体,但是仅仅是想过,因为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正因为这样,才会使他们每个主体都不去阻止事态的恶化,彼此都抱着“赶紧捞一把”的心态继续在这片“公地”上加剧原本已经恶化的形势,这样到头来,只会损人不利己。不加以遏制,他们早晚“同归于尽”。所以,才会叫做“公地悲剧”。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渔业的过度捕捞、河流和空气的过度污染都是一样的。
当资源的所有权比较抽象和模糊的时候,就会使人产生“人人所有,又人人没有”的感觉,“人人所有”就是每个人都有使用权,“人人没有”就是任何人都没有管理他人使用的权利。这样就直接导致人人都想得到好处,从而使资源耗尽,人人都得不到好处。
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应该尽可能地明确资源的所有权,我们国家和一些企业应该制定相对应的政策和法规,用以明确权利、责任和义务。一旦这些政策法规得以实施,那么各个职能部门和负责人就会想办法使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这样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还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案例三:2000年5月1日梅灵隧道全线通车。梅灵隧道以南的梅家坞就从曾经的封闭状态变成了一个远近知名的茶文化村。
梅家坞是个敞开式、全民参与的乡村旅游地,离杭州只有30分钟的车程,通车之后,吸引了杭州、上海以及周边其他城市的游客。到了梅家坞,游客可以自己下地选择自己喜欢的新鲜蔬菜,并可以交给村民做成可口的农家菜肴,游客还可以喝到正宗的龙井茶,呼吸到城市所没有的新鲜空气,欣赏到怡人的湖光山色……梅家坞也因此成为最具原生态特征的休闲村庄。
由于游客数量的剧增,到了2002年,梅家坞的环境遭到严重的污染,村民的茶楼里的生活污水竟然排放到清澈的溪沟里,乡间小路上随处可见生活垃圾,各种违章建筑随意搭建,梅家坞早已失去了原先的原生态特质。许多游客都大失所望,梅家坞的乡村游产业陷入无人问津的僵局。
对于这样的情况,梅家坞的村民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村民开始呼吁,希望政府出面干预,使村民的生活好起来。
于是,梅家坞开始实施政府主导的乡村游发展模式,公助民办,政府负责景区规划、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秩序管理和景区的宣传促销,梅家坞的村民在政府的统一管理下继续从事自己的个体经营。
果然,在政府的干预和综合治理下,到了2003年10月,梅家坞的“公地悲剧”就得到了解决,生态环境逐渐恢复至从前的样子。不仅如此,在政府的引导下,各种各样的茶庄遍及村中的各个角落,杭州最大的茶文化中心就凸显出来了。
在2003年,梅家坞共计接待游客30万人,因为受到2003年前期施工的影响,梅家坞的年收入在3389万元,假日黄金周的客流量都在8000人以上,平时的周末一般都座无虚席。这样的发展,使梅家坞村民的年收入都在7、8万元以上,有的家庭茶庄年收入甚至超过了20万元。梅家坞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正是这样的知名度,给梅家坞带来了新的“公地悲剧”。
梅家坞的知名度给梅家坞的村民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外来的承租者。因为承租者租用村民的房屋、茶舍,租金都在10万元左右。由于越来越多外来承租者的加入,当地的原住民就越来越少,这就使梅家坞的“茶文化”成了一句空话。不仅如此,还使梅家坞的菜价和其他的费用提高了许多。外来承租者更注重自己的利益,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就会采取一系列的竞争手段用以招揽客源,久而久之,梅家坞的乡村品牌渐渐消失,替代它的是更为商业化的经营模式。
一些人对梅家坞的游客做了一项调查,22%的新游客认为梅家坞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股原生态气息,也没有一直标榜的茶文化,表示不会再来梅家坞了。
梅家坞面临了两次“公地悲剧”。第一次是环境问题,政府出面之后通过集中整治、综合治理,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使环境的“公地悲剧”得以解决。但是,整治后的梅家坞又陷入另一种悲剧,原先的梅家坞茶文化村名存实亡了。对于政府来说,它无权干涉村民出租自己的房屋,加上村民的品牌意识薄弱,这样的“公地悲剧”并不是政府出面就可以解决的。
梅家坞的消费者需要梅家坞具有原生态特质和茶文化,既然现在的梅家坞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消费者肯定不会愿意再浪费财力和精力了,那么,时间久了,必定会影响梅家坞的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所以,不管是从消费者的利益来说,还是从梅家坞的经济发展前景来说,梅家坞的现状都需要改善,不光是要靠政府,还需要村民配合,大家共同努力才能使梅家坞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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