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3，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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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槐瑾问樊老师要有什么准备。

“第一，可能一时你找不到你老师的人。第二，就是找到了和你的预期有距离。”樊老师笑着说。

“怎么和我的预期有差距？”南槐瑾心里已经有点数了。但还不死心，想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还是到你老师住的地方去看看。”

“樊老师，我送的茶叶来的，那账你知道结了没有。”

“账结了没有一个是问领导，二个应该问出纳。我们只管领茶叶。”樊老师说。

南槐瑾知道在樊老师这里问不到一个什么结果了。

南槐瑾就到教研室宿舍楼的二楼去找闻道。

教研室的宿舍楼还是早期建筑，只有两层。是用寸木板做的楼板。一层楼住了六户。闻道住在最里面。这房子是很早时候文教局没有分家时的办公室。书友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文教局后来分成了文化局，教育局，卫生局，体育运动委员会，广播电视局，计划生育委员会，药品与食品监督局等部办委局。所以这宿舍的外面走廊宽敞，大约有三米宽。改成宿舍的每间房子也很大，在当时的住宿条件下还是很不错的。闻道住在最里面，那么这走廊也被他改成了半封闭的厨房。

其他人的走廊还是公共面积。

南槐瑾去敲闻道的房子时，屋里没有人了。南槐瑾来的时候闻道的老婆还在家里，现在也不在屋里了。南槐瑾也不能说什么。毕竟是休息时间，人家家里会有很多事情去处理。

南槐瑾在外面等了一会儿，没有见到一个人。只好回家和南涧秋说了找闻道的情况。南涧秋就要南槐瑾下午再去看一下。如果还是找不到，星期一就自己去找。

南槐瑾下午就又到教研室，还是没有见人。南槐瑾又到闻道的办公室，樊老师也不在那里了，里面坐了另外一个年轻人，戴着眼镜。南槐瑾问他，闻老师今天到过办公室没有。

“中午我来的时候听见他好像在家里说话，你到他宿舍去看看。”那个老师说。

南槐瑾只好再到闻道住的地方。敲门，没有人应。

南槐瑾想给他留个条子，就掏出笔见旁边有几张白纸，就扯过来写上：老师，今天两次登门未见，下周由我父亲找您结一下茶叶款。主要是需要和杨柳大队结账。见谅！

南槐瑾留了这个条子后还是觉得不靠气就到上午等闻道的办公室去再傻等。上午时候是樊老师，现在这个教研员南槐瑾不够熟，南槐瑾也只好硬着头皮去那里等闻道。

“你怎么又回来了，没有找到人。不过你真的找到人就有些稀奇了。”那个教研员说。

南槐瑾觉得一个人背后说人家的坏话还怀疑对人的评价有误，但几个人用这种语气说话就有些不正常了。

“老师，我还不知怎么称呼您呢？”南槐瑾显得有些巴结地对那人说。

“你就喊我老张就行。”

“喔，张老师，您的意思是？”

“你有时间就在这里等吧。可以看书看报。只不过你要有耐心就行。”张老师似乎不怎么愿意在南槐瑾感兴趣的话题上纠缠。

“张老师，我有耐心。”

“好，那你就耐心等待吧。”张老师说完就忙自己的去了。

南槐瑾百无聊赖，就只好再翻报纸。上午翻了一遍，现在翻第二遍，那种无聊后的无赖大家可想而知了。就在这时，一篇文章吸引了他：

天朝人的诚信

“信”，英语里一般译为“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在汉字中，它是个会意字，由“人”和“言”两部分组成，其意义也是这两部分字面所表达的。“五常”中，它位列最后。许多了解天朝的人认为，“信”在天朝上邦，事实上可能是最罕见的美德。他们也将会同意基德教授的看法。基德教授在谈了天朝人“信”的观念之后，接着又说：“如果在民族性格中有一种美德，不仅在行动中受到蔑视，而且也和现有的处世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一特征非信莫属。天朝人公开的和私下里的表现，都与信背道而驰，他们的敌人也以此讽刺他们，虚伪矫饰，欺骗、不真诚和趋炎附势是这个民族的显着特征。”这种评价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我们最好在详细地考察了下面的事例后再作判断。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现代天朝人和古代天朝人没有多少差异，而且我们还深信，有资格的学者也会支持这一观点。在信的标准上，天朝人不同于西方人。一些思想敏锐的学者，在仔细推敲天朝的古代经典时，会从字里行间发现很多拐弯抹角、含糊其辞的地方。他还会发现，对西方人的直率，天朝人有句很有意味的话：“直率而无分寸就成了无礼。”《论语》中孺悲与孔子的故事，西方人觉得意味深长，而儒生们却一点儿也不理解。下面一段选自莱格的译文：“孺悲想拜见孔子，孔子托辞有病，谢绝见他。但传话人一出房门，孔子便取下瑟，边弹边唱，故意让孺悲听见。”孔子不想接见孺悲这样的人，便以天朝的方式来解决。

孔子的做法后来为孟子所仿效。孟子曾在某国作为客人被邀请上朝，但他希望国王能给他以第一次召见的荣誉，因此托病不出。第二天，为表明这只是个借口，便在别处觐见国王。陪伴孟子的官员，夜里与孟子就孔子的上述行为，进行了一次长谈，但讨论只局限在礼节惯例方面，没有涉及到为方便而撒谎的道德问题，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思考过这一问题，现代的孔门弟子在给学生解释这一段时，也没有超出上面的讨论。

在保存典籍的本能方面，古代天朝人远远高出许多国家的当代人。他们历史虽然冗长；但包罗万象。很多西方学者似乎最推崇天朝的历史，言辞中常流露出过分的信任。维也纳大学教师基？辛格博士１７８８年７月在《天朝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有这样一段：“科学考据很早就认识到，并且越来越证明了天朝古典文献的历史真实性。”例如，最新一代中最广博的天朝研究者——瑞恰斯芬，在讨论天朝人性格中惊人的矛盾成分时，发现一方面他们在统计记录历史事件时，具有忠实精神和探索真理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和外交谈判中处处充满谎言与欺骗，此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精确地记录历史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按特定的顺序和比重叙述事件；二、根据一定的精神和动机分析。阐释事件。一些广泛地研究了天朝历史的人认为，从前者看，这些历史著作无疑大大地超出了撰写的时代；从后者看，它们绝没有辛格博士所认为的谨严。对不了解的事物，我们不发表意见，只是想让人们注意，一个民族沉溺于谎言，同时又能培养出尊重事实的史官，即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独一无二的。强烈的爱或恨扭曲其它国家的历史，在天朝，难道它们就不起作用吗？在世界其它地区发挥作用的因素难道在中国会失效吗？不仅儒家思想本身存在较大缺陷，而孔大圣人也不严格尊重史实。莱格博士并不紧盯着“圣人生平的暇疵”不放，而是重点研究孔子编篡《春秋》时处理历史材料的方式。这部著作记录了鲁国二百三十四年的历史，向后延续到孔子死后两年。下面一段引自莱格博士有关儒教的演讲，发表在他的多卷本《中国宗教》中：“孟子把《春秋》视为孔子最伟大的成就，说它的问世使乱臣贼子惧。作者自己也说过同样的话，并说世人因此了解他，也因此毁谤他。”但是当孔子谈到世人因此毁谤他时，不知他心里是否充满了疑虑。事实上，这部书不仅极为简约，而且含糊其辞，具有欺骗性。《春秋》问世后，不足百年，公羊便对之作了修正与补正，说《春秋》“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贤者讳”。我在《中国经典》第五卷中指出，“讳”包含三种含义——省略，掩盖和篡改。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我常常想快刀斩乱麻，干脆否认《春秋》的真诚性和真实性。但是孔子生活在他记录的那个时代，他把历史与自己的笔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一个外国学习者采用曲解的办法，使他看不到大圣人不尊重史实的缺点，中国的统治者和大多数学者可不会怜悯他，也不会同情他的苦恼。孔子及其弟子一直倡导真实性，但《春秋》使他们的同胞在可能损及帝国或圣人名誉的情况下，学会了掩盖真相。南槐瑾读到这里，点头不已。今天自己的老师是否给自己上了最生动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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