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Www.Pinwenba.Com 品 文 吧早春时节，我在《军事记者》杂志上读到一篇有关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上将访华的报导，心中再也无法平静了……不久，在《新观察》杂志上再次读到更详细的内容，虽然是写我国新任空军司令员王海的，但也写了他与加布里埃尔之间真正称得上奇迹的“交往”。因为这也是历史，请允许我摘录一段于下：

1952年12月3日下午，当时担任空军大队长的王海，率领12架飞机在朝鲜清川江上空与美军44架飞机相遇。美机机多势众，气势汹汹地直压过来。王海临危不惧……架机翻上拉下，硬是从斜刺里插入美机机群，接连击落两架美机。……率部创造了15分钟击落击伤敌机6架，而自己无一伤亡的辉煌战绩。

现任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上将，当年（是美国空军中队长——括号里的注解是我加的，下同）曾参加这次“奇迹般”的空战。王海随我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时，加布里埃尔看到王海就说，我早就知道了，有名的王海大队嘛！把美国空军的飞机击落击伤29架，我就是当年被你打下来的。王海诙谐地说，你如果以后再打我们，我还得把你打下来。引得满堂大笑。加布里埃尔上将拥抱着王海连声说：“我们友好，友好！”

前不久（指1985年9月），加布里埃尔上将率团访问中国时，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陈列馆里，看到当年王海驾驶的那架战斗机（机身上漆着九颗红星，记载着它的战功），竟是如此落后的低速飞机。这使他停足注视了好久、好久……

《军事记者》的报导里写得更干脆些：

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某部飞行大队长王海，在一次空战中一举击落美国空军某部中队长加布里埃尔。

（1985年10月）加布里埃尔在告别宴会上说，三十多年前，我们在空中交过手，这用得着中国一句名言，叫做“不打不成交”。现在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要做中美人民的友好使者，使中美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这两份杂志，还有刊登同一消息的报纸，我首先给何倩看了，又说：“我要拿去给杨清正看一看，问问他，这个加布里埃尔是不是咱们手里的一名战俘？”

一提杨清正，何倩就生气：“这还用问！空战发生在北朝鲜清川江上空，离三八线的直线距离也有五百里，被击落了，跳伞，加布里埃尔他能跳到南朝鲜去吗？他肯定是个战俘。”

我的小女儿茶花好奇地问：“当过战俘的人，还能当上将空军参谋长啊？”

“小孩子少插嘴！”何倩心里没好气儿。

“谁是小孩子？我今年暑假就大学毕业！别当我听不懂，您是心里有气儿，因为跟我同名的茶花阿姨也当过战俘，可她就永远也当不了上将参谋长。是不是？”说罢作个鬼脸就跑了。

“你真的要去找姓杨的吗？”

“嗯，王海可以会见加布里埃尔，我为什么不可以看看杨清正呢？我想写一篇关于战俘的小说，需要跟他好好谈谈。唔，白颖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看姓杨的也会有变化吧！”

“我干涉不了你……在作家笔下，好人坏人都要写；在我的手术台上，什么病人都得救。”

“你说得太对啦。唔，这两篇报导，我复印一份，你给茶花寄去，劝劝她，还是跟她父亲和解吧！”

何倩苦笑一下：“好吧。加布里埃尔的故事，比我费多少笔墨都更有说服力。”

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北京专程赶到江南美丽的柑桔园看望杨清正，这使他产生了满腹狐疑。“小周同志，你有什么要求咯，落实什么政策咯，我一定给你们写证明材料咯！你就明说出来咯！”这些话，他反复说了好几遍，陕西味的口音“咯”声拖得特别长，以表示和解和息事宁人，慷慨和歉意，愿意偿还历史上的若干旧债，避免任何纠缠。

他的耳朵有点聋，我怎么解释也不行，反反复复就是这些话，搞得我啼笑皆非。

等他的老伴儿拿来了耳聋助听器，他听明白了我的来意仅仅是为了写一篇小说的时候，这位当年的保卫部副部长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相当豪爽地拿出二十块钱来叫儿媳妇去买鸡买鱼买好酒，非留我喝一顿儿不可。

当他摘下助听器，戴花镜阅读加布里埃尔的报导时，我只能跟杨夫人随便聊几句了。

“听口音您也是陕西人呀？”

“是咯，我跟老杨是一个村的。”

“您今年高寿啦？”

“什么高寿！我跟老杨同岁，七十三。”

“看不出！您身板还挺硬朗嘛。”

“庄稼人，养娃儿少，不显老咯。”

“您有几个孩子呀？”

“不多，五个，三男二女，老大今年五十岁啦，老五也二十一咯，是闺女，刚结婚。”

我吃了一惊，不用计算，她的大儿子是一九三六年出生的，而杨清正是一九三八年参军的，呀呀，这么说，杨清正早就有老婆孩子了！可他还死死纠缠何倩，组织部居然还能批准他与何倩“结婚”！难道……？

“您跟杨部长也是五十多年的老夫妻啦！”

“是，是指肚为婚——七十多年的夫妻。”

“唔，真难得！这样的夫妻感情最牢固！”

“牢靠！结婚刚三年，老杨就当八路走啦，我在家带着两个儿子，一直苦苦等了十一年！全国解放，老杨当政委啦，回家住了半个月，我刚怀上老三，他一抬腿儿又走咯！倒是惦着家，惦着我们娘儿四个，隔几个月就往家写封信，捎点儿钱。唉，又等了八年呐，老杨才把我们接到了东北的哈尔滨，一家人才过上团圆日子！老四老五都是闺女，在哈尔滨生的咯。”

看着这个老实憨厚的杨夫人，再看看戴着花镜仔细审阅美国空军参谋长“档案材料”的杨副部长，真象是置身剧场观赏一出绝妙的历史戏！我真想现在就借用杨家的电话，立刻把剧情告诉北京的何倩：在登陆艇上拉住你的小手不放的那位杨政委，不久就回到陕西让他老婆怀了第三胎；在朝鲜三山战俘营向你求婚许愿的零三首长杨清正，同时也在给老家的老婆孩子寄信捎钱；组织部批准杨副部长与何倩军医“结婚”的时刻，正是指肚为婚的杨夫人带着三位少爷翘首盼望当大官儿的丈夫和英雄父亲凯旋归国阖家团聚的日子；而你何倩抗婚，用二十一年“右派生涯”的惨痛代价换来的唯一果实，则是无意中拯救了受愚弄被遗弃的杨夫人！谁会写戏？写出来一定受批判：瞎编！

老杨已经看完了那两份关于加布里埃尔的报导，唏嘘着摘下花镜，感叹地戴上助听器，自言自语地嘟哝着：“唉！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咯！”

“老杨，我这次来，是想请您给我详细讲一讲有关交换战俘的背景情况。”

他聚精会神地听我说完，反应仍很机敏：“你亲自参加了这场斗争咯，什么都知道嘛！”

“我年龄小、级别低，只知道一些表面情况。您站得高，看得远，又了解内幕……”

还没等我说完，他已把话截住：“小周同志，军事机密可不能写小说咯！”

“交换战俘，是敌我双方的事儿，还有什么机密呢？向谁保密呢？”

“那就让敌人去说好啦！这个美军上将，空军参谋长，加布……什么尔，不是已经说了嘛，丢他们自己的人，丢美国人咯！我们管不着喽。北大荒那个总技师，李卫东，也是美军战俘，他也要写书，可以！我们也不管。但是小周同志，我们自己还是要保守军事机密咯！”

“他们只能写他们知道的那一半情况；我想知道志愿军战俘的整个情况！包括战俘回国以后的情况。”

他显然被我的话吓呆了。面部肌肉微微抽搐，满头白发也要跳动了。半晌，才说了一句：“你耳朵也聋咯？这是机密！”

我耐心地向他解释：“天下没有永远的秘密。保密是有时间性的。譬如，英国就有一条法律，规定：即使是国家机密，过了三十年以后，也可以向全世界公布。我想，订这条法律是有好处的，它可以让老百姓也了解历史真相。三十年是一代人呀，它可以让下一代人根据事实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杨清正狡黠地笑了一下：“小周，别忘记咯，我们不是英国。”

我仍不死心，想进一步说服他。这时杨夫人已经在招呼大家吃饭了。杨清正乘机下台阶，拉着我的手打哈哈儿：“来来，喝酒喝酒，老战友咯，一醉解千愁哇！”

酒菜甚丰。我毫不客气地吃喝着，因为这是杨夫人亲手做的，而何倩是她的大救星。

杨清正摘了助听器，也就没法与之交谈了。但他自己说得不少，特别是喝了两小盅湖南的省优名酒白沙液之后，也发了不少牢骚。

“小周，你是作家，那个电影是你写的吧？《从奴隶到将军》。我建议你咯，再写一个，叫做《从将军到奴隶》！”

我连忙解释，不是我写的，但他听不清。不过，从他这一句话里，倒也能听出他发牢骚的惊人程度。

我希望他仅仅是对“文革”中的遭遇有气儿，而不要对老干部离退休不满。

杨夫人告诉我，他们现在生活很好，这个柑桔园是老干部休养所的地方，每家有十四棵桔子树，一年能收五六百斤无籽蜜桔，存进窖里，能吃到来年五月。还有半亩菜地，二分花坛，老两口儿除了松土、浇水、摘菜这些活动身子骨的项目之外，老杨还天天写大字练书法……她讲这些话，老杨似乎听得见，频频点头，掺着苦笑，渐渐地喝多了，被那位现代派的儿媳妇一把夺走了酒盅。

饭后，老杨请我看他写的大字条幅。还处于练习阶段。不知为啥，写得最多、也是写得最好的四个大字，却是郑板桥的：难得糊涂。

当我重提志愿军战俘的时候，他就鼓捣自己的助听器，好象这玩艺儿常出毛病，需要随时修理……如此反复三次，我也就死了这条心啦。杨夫人催老伴儿按时睡午觉，叫我也到隔壁屋里去睡一会儿。我起身告辞了。

杨清正单独把我送了很远，又没戴助听器，也就无可交谈。一路上，我看得出他实在是老了，脸上手上有很多黑痣般的老年斑，凹胸驼背，呼吸带有浓重的痰喘，两只脚在水泥小路上也有点象“搓板步”了……我几次劝他留步，他站下喘喘气，还要送。

终于送到了柑桔园的边缘，他说这是每天散步的路程。握别的时候，他的眼睛忽然湿润了，问我：“这一生，还能见面吗？”

我心里也怪不是滋味儿，叫了声：“老首长！多保重吧。”

他拉着我的手不放，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我第一次看见他以平等的身份，以诚恳的态度对我说话：“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咯。周仲明同志，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更对不起何倩，还有李茶花！还有……还有……还有……见了面，替我说一声咯。”

回到北京，我把这些话告诉了何倩。她没再生气，但也没有表示对杨清正的丝毫宽恕和同情。

“你往重庆写封信转告茶花吧！”

“还不如你把姓杨的、姓白的都写进小说里去呢。”

“我这篇小说大概写不成了。也许要等到二○○○年再写。”

何倩笑了：“今年是一九八六，我看你一定能活到二十一世纪。”

“当然！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你、我、李茶花和廖渝生，还都不到七十岁哩！”

“那时候的青年人，也许并不关心咱们这一代的痛苦了，不喜欢你写战俘的小说了。”

是啊，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命运。人们的喜怒哀乐总是会有的，不过，我敢断言，由愚昧造成的痛苦，必将慢慢地减轻。

1986.8.8，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