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十二月的早晨,透过江面迷濛的白雾,李茶花第一次看见了山城的全貌。Www.Pinwenba.Com 品 文 吧然而不如今天看得清爽,云海为之绽开,没有雾,艳阳天,又居高临下,连那曲曲弯弯的盘山道,临江门和朝天门码头,以及往来于江面的小轮船都历历在目……对,船!她想起了一条大船。
那是一条巨型登陆艇——巨型,是十六岁女孩子心里的印象。就跟母校南开中学那些三层高的教学楼一样,在她记忆里也是巨型的。巨型,还是比出来的,开跋那天,足有一百只小木船围在这巨型登陆艇四周,哭声震天。小木船上坐着站着的都是学生们的家长,孩子们的父母。孩子们参军突然,报到的第二天一早就登艇出川,更突然。哪个孩子不是爹妈的心头肉呵,此去何方?何年何月再还乡?是生离死别么?果然有许多人是最后一面……可怜天下父母心吧,怎能不喊,怎能不哭。
父母仰面看不清呵。高高的登陆艇上,刚穿上军衣的孩子们黄乎乎一片。摇晃的小木船上,呼喊声掺杂着哭声,也是乱烘烘一片。
孩子们趴着铁栏杆往下看。真有趣儿,小木船象许多玩具。一叶扁舟,还是百舸争流?想不出更多的形容词儿来。总之,妈妈,我们长大啦,穿上军衣就是威武的军人啦,不再需要玩具啦……可怜的父母多么渺小!
李茶花趴着铁栏杆往下看。她确实觉得这艘登陆艇是巨型的,小木船是很渺小的。她没有看到自己的妈妈,重庆刚解放十天,妈妈一向胆小,大概不敢雇条小木船追到这里来。两个月以前,爸爸带着大姐菊花,绕道昆明、河内、香港,去台湾还是去美国?当时爸爸自己也说不准,妈妈就死活不肯跟着去,我知道,妈妈舍不得这个家,舍不下我这个幺妹,就哭着嚷着说是不敢坐飞机;爸爸在临动身的前一个礼拜就把我和菊花锁在屋里,我跳窗户跑回学校里躲起来,三千多人的南开校园,哈,特务都抓不到我,爸爸怎么找得到!
这是李茶花的一次胜利,抗拒了命运的安排。所以,趴着铁栏杆往下看小木船,她也不同情别人的父母。追到这儿来哭啥子?小木船怎么挡得住大兵舰!为啥子要把儿女锁在家庭的牢笼里?为啥子不给儿女以自由?快开船吧,大江东去……我们追求光明和自由,这情感是纯洁的!
我参加了解放军,解放,我就是要解放!
李茶花不愿意再俯瞰那些婆婆妈妈的小木船了,回过头来,恰好碰在我身上,就把她毛乎乎的脑袋靠在了我宽厚的胸脯上。
我比她大两岁,高一班,是高三毕业班的大哥哥。现在,我有意无意地已经担负起大哥哥的职责了——李茶花与廖渝生,当然更有个何倩啦,毋庸讳言,都是我“带”来参军的。而我自己,虽然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却已长得牛高马大,足足一米八十的大个子了。我为自己的体魄而骄傲,肩宽腰细腿长,上身象个倒三角,胸脯隆起硬肌肉,腹肌象个龟背图案,有对称的八块肌肉,这要感谢南开中学的单杠,还有踢足球的脚,举哑铃的胳臂,全年冷水浴的皮肤。虽然还没长胡须,嘴圈上只有一层细软的茸毛,但我下巴颏底下却突起了一颗喉结。自从长了这个神秘的玩意儿,我的嗓音就变得瓮声瓮气的了。音乐老师还说我宽厚的胸膛是共鸣箱,我也就成了南开合唱团的宝贝男中音,兼领唱。在何倩和李茶花这些高中二年级的女同学,也是从小姑娘向大姑娘演变着的女孩子心目中,我已经具有七八成吸引力了吧?否则她们为啥见到我就笑,没有逗她也要笑呢?
一次,排演话剧《雷雨》,受某种好奇心的驱使,何倩帮我系领带的时候,大胆地把手伸进我脖子里摸了一把,又红着脸说,“亚当偷吃了伊甸乐园的桃子,桃核卡在了他的脖子里……”我感到她的手指很柔软,脖子却是痒丝丝的,也是出于同样的好奇心吧,便乘机进行报复,抓住她白嫩的小爪子不放,使劲一捏,立刻疼得何倩眼泪汪汪,又不敢叫,怕别人听见,抱着小手直跳脚,旋即又在我背上擂鼓。何倩把这事儿告诉了李茶花。茶花的性情更开朗些,当着何倩的面对我说过:“我最爱听你唱歌!优美的男中音。告诉你个秘密吧:我不喜欢听廖渝生唱歌,唧唧唧,踩了猫尾巴,小男孩的童声,小白脸儿,象个女孩子!”
何倩的眼睛象黑葡萄珠一般闪着亮儿,两边看,想从我和茶花的表情里挑剔出一丁点儿破绽来。我懂得何倩的戒心,赶紧说茶花:“渝生比我小一岁呀,男大十八变!明年他也会变成男子汉。”
“谁要你说这个?渝生的好处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明白!”茶花的脸变成了一块红布。
我还是南开学生会“一二一剧团”的团长。在刚刚公演的大型话剧《雷雨》里饰周朴园。今天参军,我几乎把剧团的名角儿都“带”来了。这话并不夸张,演繁漪的何倩,演四凤的李茶花,演周萍的廖渝生都可以作证,如果不是我带头,这些小弟妹们未见得就敢爬上解放军的登陆艇。
登陆艇快启航的时候,《雷雨》家族的几个成员,全都聚在我身边,彼此依偎着。江风甚冷,江面传来父母的哭喊声也刺痛了大家的心……“好马不吃回头草!挺住。好男儿不回头!”我低声说着,给他们鼓气儿,免得有谁在父母的呼唤声中“临阵脱逃”,跑下登陆艇去。大家靠得更紧了。何倩公然拉住我的手。在南开校园里,只有夜幕降临了,她才敢偷着和我挽手散步;现在不同了,解放了啊,解放军的老同志一定都是反封建的勇士,主张各种自由的革命者,要不然怎么能叫解放军哩?怎么能解放全中国哩!而且,此时此地,我这个年龄最大的“周朴园”也就是个家长了,所以年龄最小的“四凤”公然把头靠在我的怀里,“繁漪”和“周萍”都不吃醋。
起锚了!几千马力的大柴油机发动啦。李茶花在一本苏联小说里学了个新名词,便认定这起锚的时刻是革命为我们这群“小布尔乔亚”拉开了人生的第一道帷幕。
“从此踏上了人生的征途……”我说。
“这是一条自由之路!”茶花喊了一声。
“应该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之路!”何倩喃喃地叙说着自己希望得到的一切,那么朦胧,又那么向往。她这个“繁漪”心里,此刻激起的涟漪比谁都多。
“太啰嗦啦!”李茶花反驳她,“只要有了自由,就有了一切!”
锚链的铛鎯声和柴油机巨大的轰隆声,渐渐淹没了大家的话语,也遮断了江面上父母们的哭喊声。孩子们的心声随着发动机而轰鸣,共鸣。个个儿的心里都开了锅,心血沸腾了。
启航之后,轰鸣声减弱。孩子们好象又听见了小木船上的哭喊声?……李茶花忽然想起国文课本里的诗,背诵了几句: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爹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抱足拦路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不对,此情此景都不对!”
“国文课本里可没有大兵舰和小木船……”
“解放军老同志为啥还不给咱们发枪?”
“发枪?连这身黄军服还是缴获国民党的哪。你就看不出,解放军老同志穿的绿军服!”
“对,这艘登陆艇也是缴获的,有洋文,美国造。”
“这不重要。反正咱们已经是军人啦!”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好象自己真的是出征去打仗了。
不知怎的,当这登陆艇开足了马力,从浑黄色的嘉陵江驶入蓝绿色扬子江的时候;小木船和父母们的哭喊声被远远甩开的时候;两江夹锁的山城也缓缓向后退去,在学生们眼前第一次展现出它的全貌的时候;这群身穿黄军衣的重庆青年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的眼泪滴在了李茶花头上,她的泪珠儿又洒在了何倩手背上。是热的,彼此都觉得出。
此时李茶花吃了一惊——她看见了一条人生的界限——黄色的嘉陵江水与绿色的扬子江水汇流处,水面上竟然有一条明显的分水线。登陆艇载着几百名重庆青年越过了这条界限。难道从此以后就是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独力去闯荡人生了么?
李茶花是南开高中二年级的才女,自幼读书甚多。当然是课外书啰。包括家中书架上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类五才子书;我从重庆大学偷着借来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大众哲学》这样的禁书;姐姐李菊花买的《简爱》、《苔丝》、《心狱》(即《复活》)、《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花心蝶梦录》(即《上尉的女儿》)、和郭沫若用文言文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十二金钱镖》、《火烧红莲寺》、《金瓶梅》和冯玉奇写的若干坏书。她脑子里装着许多历史故事、爱情故事和离奇古怪的剑侠故事。而且又爱看川剧和演话剧,背得不少回肠荡气的戏文——戏文也是美文呵,比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正规课文精彩十倍。她既相信艾思奇讲的社会发展史,又觉到哪咤三太子以莲藕“脱胎换骨”的神话更有趣儿。带着这些五光十色的幻想,她拒绝把自己装在父亲的鸟笼里提到台湾或者三藩西斯科去,也不愿把自己拴在妈妈的衣襟上躲在上清寺的小洋楼里。而是决心攀上高高的登陆艇,与心爱的廖渝生等人结伴出川!象郭沫若和巴金那样,象一切有出息的四川青年人一样,踏浪东去,出川!
李茶花对前途充满了神秘感,还认准了自己将有一番闯荡江湖的侠女奇遇哩。然而,现在刚看见自己越过了嘉陵江与长江的分水线,她就忍受不住了,真想放声恸哭一场,大喊大叫着告别自己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可是,低眼看看身上的黄军服,已经是一名女兵了呀,怎么能大哭大叫……她抬起泪眼望着我,瞧瞧自己的靠山和大个子保护人,恳求道!“明哥,你唱个歌儿吧!”
我这时也是翻肠倒肚地难过,正想喊几声什么……唱歌?对呀,应该唱歌,必须唱歌。我在全校歌咏比赛中得过第一名,自量也是这登陆艇上的第一!艇上的解放军老同志们可能样样都好,但是我听见过你们集合开大会的时候互相拉歌子,几个连呀排呀,唱过来唱过去,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个《向前,向前》什么的进行曲,大都直着脖子吼,还跑调儿,严格说不是唱歌,而是喊歌,实在没法恭维。好,那就听我的吧。为了何倩,为了茶花的恳求,也要唱!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唱了这么一支歌,便在我今生的道路上造成了一个转折点;甚至还影响了李茶花她们终生的格局!那是后话了。眼前,没想到的一点,是我站在前甲板上这么一唱,竟然引起了满船歌声。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
巍巍我南开精神!
扬子之滨,嘉陵之津,
巍巍我南开精神!
这是重庆南开中学的校歌。谁也不知道,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此时为什么要唱校歌。解放军老同志们则根本不知道这是一首什么歌?然而,艇上最大的领导干部,一位姓杨的团政治委员,见这群娃娃兵不再哭鼻子啦,而是齐声唱歌,还唱得蛮好听,他心里高兴,就没头没脑地给我们鼓掌,还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喊着:“再来一个好不好?小鬼!”
“好——!”别的老同志们应了一声。
我们学生兵却没有再唱,心情仍然是沉重的。也对杨政委的话儿感到奇怪,谁是小鬼?
另外几位干部,直接管理我们这群学生兵的区队长和政治指导员,刚才还很紧张,分别把守着登陆艇两侧的舷梯,生怕我们这些只有一天军龄的新战士经不住“家庭关”的考验,哭着闹着下船去;又怕我们的父母家长爬上了登陆艇来拽儿女回家。现在总算开船了,忽然又发现了我这个大个子新兵能够带领大伙儿唱歌,呀呀,这是个什么信号?是好事还是坏事儿?区队长和指导员们大多是从保卫部抽调来的保卫干事,他们知道重庆曾经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把话说白了,就是“国民党的老巢”;现在似乎已经发现了一名对手——船上居然有个一唱百应的“学生头儿”!难道还有什么小集团吗?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我加强了关注和提高了革命警惕性。我自然什么也不知道……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一切苦果都已变成了无可挽回的历史。不过,现在这么一唱校歌,大家才同时发现,原来这满船新兵当中,大多数都是南开中学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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