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胡”多用于姓氏，以安徽为多，直到今天，安徽的淮南地区犹以“汪、程、胡、曹”为四大姓。胡字普通话念hu，而吴方言念wu，与“吴”同音，所以江南一带问姓氏时必须用“古月胡”和“口天吴”加以区分，否则就会弄错。《新华字典》对“胡”的释文：
我国古代称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胡人、胡服，泛指外国或外族的：胡椒。（-luóbo）草本植物。根也叫胡萝卜，长圆锥形，肉质，有紫红、橘红等多种，是一种蔬菜。（-qin）弦乐器，在竹弓上系马尾毛，放在两弦之间拉动。
几乎没有一本辞书对汉语为什么把古代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叫做“胡”作出解释。
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月”在甲骨文中写作、等，像一叶新月，而“肉”写作，像一方肋条。二字的字形相近，到了春秋时期的金文或竹简中，“月”和“肉”都被写作，于是“月”和“肉”成了同一个字。一些与“月”相关的字（如朝、明、期等）、与“肉”相关的字（如肋、肤、胃等）统统归为“月部”，汉字中许多“月字旁”的字与月亮没有关系，而与“肉”的关系倒是大大地有。
许慎《说文解字》：
胡，牛也。从肉，古声。
“胡”是一个形声字，是指肉之一种，也就是“牛”。但这个字已经是一个“死字”，现代出版的辞书中不收，也弄不清“牛”到底是什么东东。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玄应、司马贞引皆作“牛领”。按此言，以包颈也。颐也。自颐至颈，下垂肥者也。引申之，凡物皆曰胡，如老狼有胡、胡、龙垂、胡须是也。胡与侯音转最近，故《周礼》：“立当前侯。”注曰：“车辕前胡下垂柱地者。”
玄应、司马贞都是著名的训诂学者，他们在引用《说文解字》的这段文字时，都把原“牛”写作“牛领”。这样就清楚了，与“领”是古今字，也就是同一个字，“牛”就是“牛领”，是“自颐至颈，下垂肥者”，也就是从腮帮子以下到头颈部位的肥而下坠的肉。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农耕社会，中原人很早就驯化了黄牛，黄牛也是古人最熟悉的牲畜。黄牛有一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从它的下巴到前腹之间垂着估计有二尺长的肥肉，这就是古人所谓的“牛”、“牛领”，也就是“胡”。即“函”字，而“函”与“南”读音相近，后来又被写作“腩”，古人讲的“牛”就是现代人讲的“牛腩”。《辞海》把“腩”释为：“牛肚子上和近肋骨处的松软肌肉，也指用这种肉做成的菜肴。”此一解释较全面和正确，而《新华字典》则释为：“牛肚子上的肥肉。”这一解释是不正确的，如评分的话，只能得2～3分，希望《新华字典》再版时加以修正。
“胡”的本义是指牛从“颐至颈，下垂肥者”，实际上，许多动物都有明显或不明显的这种特征，于是，“引申之，凡物皆曰胡”，也就是讲，凡动物身上有此特征的物都可以叫做“胡”。现在人们可以从电视《动物世界》中看到，如狼、狗、羊等生长到一定年龄，它们下巴下的“胡”就显露出来。最明显的是一种叫做“鹈鹕”的飞禽，它的下巴与头颈间长着一只特别大的口袋。在《馓子古称寒具》一文中我引用了宋代林逋的《山中寒日》诗，诗中有“方塘波绿杜蘅青，布谷提壶似足听”，“布谷”即布谷鸟，它的鸣叫声为“布谷、布谷”，好像在提醒百姓不要忘了及时撒播种子，而“提壶”就是“鹈鹕”，不论是行走、觅食，还是飞行时，它的形状就像一只提着大壶的鸟。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十七·鹈鹕》中讲：
鹈鹕处处有之，水鸟也，似鸮而大，灰色如苍鹅。喙长尺余，直而且广，口中正赤，颔下胡大如数升囊。好群飞，沉水食鱼，亦能竭小水取鱼。
李时珍对生物的观察很仔细，对鹈鹕形态、习性描述得很精准。文中讲“颔下胡大如数升囊”，译成白话就是：下巴下的“胡”很大，好像一只可以装几升水的大皮袋。民间把它叫做“提壶”，而学名叫做“鹈鹕”，我想，这“鹈鹕”一定是根据它的形态犹如一只提着大“胡”的飞禽而得名的。
猴子在吴方言中叫做“hu狲”或“huɑ狲”，没有固定的写法，通常根据读音写作胡孙、猢狲、狲等。如黄山谷《竹枝词二叠》：“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围山腰胡孙愁。”苏东坡《仇池笔记》：“人言，弄胡孙为胡孙所弄。此言颇有理。”唐《朝野佥载》卷四：“杨仲嗣躁急，号热鏊上猢狲。”杨万里《无题》诗：“坐着猢狲上树头，旁人只恐坠深沟。”又如清代吴语小说《何典》第五回：“只见一个硬头叫化子，背上擐个长袋，手里牵只青肚皮猢狲。”（吴方言以“青肚皮”或“青肚皮猢狲”喻记忆力差、难以教育的人。）清代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区）人王有光《吴下谚联·狲戴面袋》：“狲，兽之有灵者，略具人形，入稠人中，自谓可与同群。”如果你认真、仔细地观察猴子的习性和特征，一定会发现，猴子在争食时，并不急于把食物吃到肚子里，而是先把食物吞咽到它喉中左右两边的囊袋里，当囊袋里藏的食物多了，它的下巴与颈部之间就凸出两只极为明显的“食囊”，也就是“胡”，然后就躲到一边，把食囊中的食物吐到嘴里，再慢慢享用，细嚼慢咽，经食道进入胃里。在诸兽类中，猴子的“胡”是很明显的，这也许是猴子被叫做“胡孙”的原因吧。
按段玉裁的分析，汉语古音中“侯”与“胡”的读音十分相近，于是一些以“侯”为音的字会被“胡”替代，猴被讹作“胡”，又如“喉”在吴方言中念作“hu”，喉咙讲和写作“胡咙”，此说不错。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男子成年后，他的喉间会长出明显或不明显的喉结，这也属于“胡”，所以人们把喉咙讲作“胡咙”。古人对长在人脸上的毛发就有不同的称谓，如长在两颊的为鬓，眼上为眉，眼睑上为睫，鼻下唇上者为须，而只有长在下巴下的为“鬍”（简写为“胡”）。这个“鬍”就是“长在胡上的毛”，而不是“长在喉上的毛”，这一点是要弄清楚的。
花了这么多的笔墨去解释这个“胡”字的本义，无非就是要说明，“胡”最初是指牛腩，后来“引申之，凡物皆曰胡”，凡是像牛腩一样长在下巴下面长垂的肉都可以叫做“胡”。汉民族属于蒙古利亚人种，又很早和长期处于农耕社会，食物以蔬食为主，毛发长得稍稀，身体偏瘦小，所以下巴处的“胡”不明显。古代，与中原接触最频繁的是西域，即使是欧洲也是通过西域与中原相接触的。西域相当于“玉门关”以西的新疆、西亚、东欧一带，那里多为阿拉伯和欧罗巴人种，又长期处于游牧时代，饮食以牛羊肉为主，体形彪悍，体格强壮，不论男人或女人，成年以后下巴之下、头颈之上的赘肉——胡都十分明显，而大多数男子还在“胡”处长有密而长的须——胡子，于是，中原的汉人把西域人叫做“胡子”、“胡人”。
《太平广记》卷二五五引唐代韩琬《御史台记·邵景》：
景、嵩类胡。景鼻高而嵩须多，同时服朱绂，对立于庭。铿独帘中窃窥而咏：“一双胡子著绯袍，一个须多一鼻高。”
邵景与一位名字叫嵩的人都长得有点像西域的胡人，邵景是高鼻头，嵩则长着络腮胡子。文中的“胡”和“胡子”都是指西域人，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外国人”，其特征就是高鼻头、大胡子。
王国维《西胡续考》分析得更精准：
自唐以来，皆呼多须或深目高鼻者为“胡”或“胡子”，此二语至今犹存，世人呼须及多须之人曰“胡子”。俗又制“鬍”字以代之。
西域之人被叫做“胡”、“胡子”、“胡人”，于是西域也被叫做“胡”、“胡地”等。古代，中原与西域的交往频繁，遣使臣赴西域讲作“出使胡地”，而西域入侵中原讲作“胡骑南下”；中原人听不懂西域人讲的话，于是讲让人听不懂、不理解的“外国话”就是“胡说”，而佯装不懂就是“装胡样”。当然，还有更多从西域传入中原的物品，往往会被冠以“胡”字，如胡椒、胡葱、胡萝卜、胡琴、胡荽（即香菜）、胡豆等。汉代刘熙《释名·释饮食》中讲：“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即饼是和面粉做的食品。该书提到当时饼的几个种类，其中：
胡饼，作之大漫沍也，亦言以胡麻著上者。
晋代陆翙《邺中记》：“石勒讳胡，胡物皆改名，名胡饼曰麻饼。”石勒是胡人，他似乎自己也看不起胡人，于是凡带有“胡”字的物品一律改名，胡饼就被改叫为麻饼。芝麻也是从西域传入的，早期被叫做胡麻，看来，胡饼一定是一种上撒芝麻的饼。清代王先谦《释名疏证补》：
毕沅曰：《说文》无“漫”字，此当作“胡”。郑注《周礼·鳖人》云：“‘互物’谓有甲胡。”龟鳖之属则胡，乃外甲两面、周围蒙合之状。胡饼之形似之，故取名也。
古代的训诂学家太注重从古籍中考证事物的起源，往往舍近就远，甚至错误百出。我以为“漫”即水势很大，而“沍”为水被冻住或被围而闭塞，“漫沍”可以理解为“大水塘”；胡饼就像一个大水塘，饼的中间扁平，圆周的边框隆起。其被叫做“胡饼”与“漫沍”或“胡麻”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这种饼是从西域的胡人传进来的缘故。
古代的胡饼实际上即今日所谓的“馕”，在中国流行于新疆一带。《汉语外来词词典》认为“馕”是外来语，来自波斯语。汉代扬雄的《方言》和刘熙的《释名》提到了几种饼的名称，除了“胡饼”外，似乎没有一种是以烘烤方式制作的“烧饼”。北魏的《齐民要术》中提到了烧饼及其制作方法：“作烧饼法，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豉汁及盐，熬令熟。炙之，麦当令起。”这方式相当于今日用平底锅油煎或烤熟的馅饼，我以为，中原所谓的“烧饼”是西域胡饼的一个变种，不知读者是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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