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校友（1）

从20世纪90年代离开了学校。一直到后来的从事文学创作，我对人生的体味就是：人要不断维持一种平和、平衡的心态。

不知什么原因还是什么原因也没有，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周密的“自我实现“计划，要是谁打算从我这儿吸取所谓成功学“精髓”，那他一定会失望的。

但我无论做什么事，就有这样的自信：觉得自己还行，我就试试看。

我经常给别人说这样一句话：凡是拿捏不稳的事，你连尝试都不要去尝试。

不管我已经尝试过多少事，岁月都留在了人的身上。

原来这世上最厉害是东西就是岁月啊。

岁月像一把精致的锤，一直锤打着人，那痕迹都留在了脸上，心上，谁也逃不了的。

然而也有例外。

那天我在大街上匆匆忙忙地走，这是我的习惯了，多少年来如此。忽然背后听到有人叫我，我扭头一看，认出来了，是高媛，我俩有十几年没见面了。她变化不大，尽管四十多岁的人了，依然风韵犹存，而且衣着并不那么华丽。只是像许多中年女性一样，人胖了些，却不是那过分的臃肿，而是恰到好处的丰满——多一分则嫌肥，少一分则嫌瘦。我走近她时，她的眼神儿倏然一亮，但又马上恢复了平静。

高媛说我再怎么变，她也能认出来。我们热烈地说了很多事情，校友的，社会上的，还有自己的，言语之间免不了夹杂着一点陌生的。

这种陌生恰好让我们的友情显得更成熟，更稳固了，像一层霜打在果实上，是一种冷静的温情，有分寸，有保留，有节制，知道彼此界限，都守在各自的生活里，豁然，而又小心，这样的友情不热烈，却也长久了。

佛家讲因缘，中国老百姓讲缘分。我对佛事不懂，但缘分我却是相信的。原因就是你非信不行，不信的话有许多事就无法解释。更何况，哲学上都讲偶然性。所谓偶然性其实就是除掉迷信成分的缘分。

我们这缘分还是有点来源的。来源不仅是过去大学念书时和她颇能谈得来，还是因为这时候，我已经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刚刚自费出版了我的第一本精心之作《初中数学课堂精要与反馈》，印了有一万册。

高媛主动提出帮我卖书，她此时担任一所中学的教导主任。她说除了给她所在学校推销，还要帮我跟其它学校联系。

写书难，推销书更难，这是许多作家发自内心的感慨。为给某个单位卖几本书，三一回五一回地跑去联系，结算那几百块钱的书款，楼上楼下地要折腾几个回合，有时甚至还要等上好几年才能把书款拿到手。到你把那堆得像小山一样的书卖完了，高兴得有点想笑，结果你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高媛这么热情地鼎力帮我推销书，我好似做梦一般，感动得我跟什么似的，有好几次见到她，喉结一上一下地蠕动，半天才把脸一抹，说“你叫我说啥呢？我啥都不想说了……”就感到她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关系很铁的好哥们儿。

我投桃报李，要感谢她，买个什么礼物，她却一口回绝。

后来，我和高媛联系多了——我是因为她帮了我大忙，常想着也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而她呢？面临着职称晋升，还有……

再后来，又有一本著作出版时，就主动署了她的名字，还帮她发表了多篇论文，为她晋升高级职称、评定特级教师、提拔副校长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给人帮忙写论文，甚至出书的事儿，还没少干过，就有不少人在我的帮助下评上了特级教师、高级讲师、高级教师等。其中也发生过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儿。常会有人在某个场合莫名其妙地说：“……帮我发表一篇论文吧。”我在长篇小说《三尺讲台》中有个比喻，“叫人帮你发表个论文，说得跟借个醋那么容易。”

我往往是这样回他一句：“你写好，我帮你修改。”

他不会写才叫我帮忙这我知道。可以想像对方一定是180度的翻脸——先是表现出多么喜欢你欣赏你，当你不给他“写”，他马上嘟嘟囔囔，脸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高媛在电话里常常说，他为有我这样一个校友感到很幸福，不管他遇到了什么难肠事，给我打个电话，我就可以给她分忧解愁，我这样的校友难得啊！

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声音有些低沉，我就觉得她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经我再三询问，她才给我道出实情。

原来她的弟弟是个交通警察，有一天她弟弟在一个饭店用餐时不慎将手机丢了，很心疼，加上他当时酒喝高了，就一时兴起，大骂那个饭店的服务员和经理。饭店是个有“背景”的饭店，根本不把他这个警察当回事，经理毫不犹豫地让那些服务员把他轰出去。他感到雪上加霜，就疯狂至极地到了见人就打的地步，却是也遭到了饭店的服务员和经理的围攻，拳打脚踢。他寡不敌众，遍体鳞伤，还被人家扒下了警服。他被人送往医院治疗，自己垫付了医疗费，出了医院，医药费一直没有人报销……他手机丢了，让人打了，现在又……似浓霜都加上了！

高媛给我说了她弟弟的情况，我深表同情。多年前我的领导作恶多端，坏事干绝，生怕别人揭他的老底，对学校里不乖顺不听话的老师实行无情打击，我是其中之一，就逼着自己看了不少法律方面的书。什么《宪法》、《民法》、《刑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极其《司法解释》等等，我都看过，甚至研究过。

我觉得高媛弟弟这件事，在法律上称为混合过错，对方扒警服的行为过火了，属于袭警行为应另当别论。于是，就绞尽脑汁地以我之睿智，写了一百来个字的处理意见。我又把这处理意见逐字逐句，反反复复，看了足有二十遍。当我确信这样的处理意见不会有半点偏差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去，并要她向对方转达。

“这行吗？”高媛问。

我说：“不行，你再找我来！”

头天下午她还振振有词，觉得她弟弟很傻，是对方能仗势欺人，现在听我这么一说，她反倒犹豫起来了，问我对方能不能干拜下风接受处理?

我一听就有些烦，我说：“即便他们的那些黑后台不接受，你也不要怕，这件事我帮你帮到底，不行咱就通过新闻媒体暴光，或走诉讼渠道。”

高媛笑叹了一声，再没有说什么。

三天后，我就听到了她弟弟的这件事解决的一干二净的消息。

当时，我心里涌起的那种成就感就不必多说了。作为“以弱胜强”的一个例子，这件事在当地引起的反响，不亚于一次小级别的地震。据说，许多人认为高媛一家人是在和位高权重的人扳腕子，太不自量力，胜了就怪了。没想到，事情的处理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开始许多人都不相信，信了之后便有了种种的猜测与推断，有人说她有省里人撑腰；还有的说她在北京找起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给对方施加压力，对方不服气的话，就专程来录一家伙……不管别人怎么说，说得多么离奇，高媛一律不致可否，反而装成一种秘而不宣的样子——不是嘻嘻哈哈，便是支支吾吾，给人一种意味深长的感觉。

一句话，牛大了。

这件事过后，高媛更是对我刮目相看，觉得我识文断字，又懂法，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就又给我讲了一件她亲戚的事。

相反，我有了什么想法，不痛快的事情，也给高媛倾诉，同样地得到了温暖。我跟这些高媛的交往能够这样亲密无间，我也想过，也许是我们有一段距离。

距离产生美啊！

因为有距离，就避免了世俗的那一套，使得我们之间的交往主要还是停留在了情感的交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