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华同样毕业于黄埔军校,只是比王金贵晚一期。,
为了能吃饱饭,撤退至富国岛的几万老兵,在几个将官组织下绝食抗议。人都快饿死了,再绝食不是死得更快吗?
他看不下去,带着一帮兄弟跟法军大打出手。结果架打赢了,军装也被扒了。
忍气吞声的那些人随“海上苏武”去了台湾,他因为公然抗命、藐视长官被开除军籍不在撤台名单之内,同王金贵等为了老婆孩子能吃饱饭先脱离军队的人一样滞留下来。
虽然被开除时才少校军衔,但好歹也参加远征军去过缅甸,当排长、连长时带着兄弟们跟小鬼子干过,甚至去印度兰姆伽接受过美国顾问培训。
当保镖待遇再高还是保镖,哪有带兵来得痛快。
大少爷要拉军队,要干大事!
他不愿意碌碌无为一辈子,越想越激动、越想越兴奋,流露出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王金贵没他这么冲动,低声问道:“侬人?”
他来自东北,对越南本来就不熟悉。
随黄杰撤到越南后一直像犯人一样被法军软禁,后来脱离第一兵团又一直在南部颠沛流离,不知道或不清楚侬人很正常。
李为民端起杯子喝了一小口茶,侧身笑道:“钱先生,您学识渊博,您给王先生和古先生介绍一下吧。”
“乐意之至。”
思想不激进,只是想自保,完全把华侨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才是越南华侨应该做的。钱新霖极为认同他的主张,感觉他要做得比自己之前所做的更有意义,指着地图如数家珍地介绍道:
“所谓侬人,其实是讲客家话的汉人,细算起来有好几支,迁入安南(越南)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有17和18世纪从钦州、廉州、防城、灵山一带移居过来的。其中一些人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遭到清廷的镇压驱逐,于1849至1863年间,被迫迁到海宁地区(今越南广宁省)。
有明末清初,客家起师抗清,客家人兵败逼迫迁移的;有一部分是从广东东部和北部迁到中部及南部滨海地区的,还有一部分人继续远迁至北仑江以北的海宁地区,成为海宁地区的原居民,但他们一直坚称自己是中国人。”
古建华惊叹道:“来越南这么长时间?”
“是的。”
钱新霖笑了笑,接着介绍道:“1885年,黑旗军刘永福大败法军,可昏庸的清政府却签下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以北仑江为界,将江南地方划归越南,原居住在海宁的中国人也随地而归越,1893年正式沦为法国殖民地。
日本投降后,法国人重返越南,海宁地区相继被收回。
法越当局随即进行人口调查,登记居民‘职业’等内容。海宁的中国人在填写‘职业’时,均报称‘耕农’。鉴于他们所居住地按‘天津条约’已划为越南领土,法方继续称作‘中国人’不太合适。
并且他们不懂越南语,其语言、文字、习俗、文化和生活方式都是纯中国汉人式的,因此又不能称其为越南人。最后,法越当局认定他们为越南的少数民族之一,以其务农种地‘职业’为依据,称之为“农人”、“农族”,并又因习惯书写为人字旁的‘侬’,渐渐变成了‘侬人’或‘侬族’,这就是‘海宁侬’的由来。”
王金贵恍然大悟,不禁叹道:“原来他们跟我们同文同种,跟我们一样是汉人!”
“不仅仅他们。”
钱新霖接过阿才递上的烟,微笑解释道:“其实越北侬族有两支:一支是他们,一支是壮族的分支。迁至越南后又分出许多支系,比如岱人、拉基人、布标人、高栏人。他们与侬人关系密切,尤其岱人,语言风俗习惯与侬人基本相同,其主要区别是18世纪以前从中国迁入越南的称为岱,18世纪以后迁入越南的称为侬。”
战死沙场的丈夫就是一个侬人,阮明秀对侬族非常了解,低声补充道:“海宁侬一直保持中国传统习俗,与西堤客家人唯一不同的是,侬人素来奉祀东汉马援伏波将军,每年正月初六都要参拜伏波庙。
另外现在侬区不全是侬人,有许多撤退至越南的**溃兵,许多逃到越南的内地难民。他们与侬人一起生活,相互通婚,已经分辨不出来了。所谓侬人,也只是法国人和南越人对他们的称呼。在北越没有侬人,只有‘唐山佬’,只有中国人。”
有**溃败就可以收编!
大少爷有的是钱,像大少爷一样有钱的华侨巨富堤岸没三十个也有二十个,拉一支队伍,养两三万人的军队很轻松,反正越南山头林立,不在乎多一个华侨军阀。
古建华热血沸腾,不知道李大少爷有一个时间跨度超过二十年的稳妥方案,急切地问:“钱先生,他们有多少人,有多少兵,有多少条枪?”
钱新霖回想了一下,不缓不慢地说:“包括侬人、岱人在内,整个越北与我们同文同种的中国人不低于30万。至于军队,现在有两个师,全是黄亚生将军的部下。”
“黄亚生,好像听说过。”
提起黄亚生,阮明秀不由地想起丈夫,黯然道:“黄将军出生于海宁,早年赴法国陆军军官学校进修,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后派回越南,在法越军队服役。日军进驻越南后,因处境困难,他与第四战区张发奎长官联系,经同意率部撤入广西十万大山,与**一起开展游击战,日军投降后率部重返越南。
侬族军队骁勇善战、战绩卓著,被整编纳入法军主力部队。
为了分化瓦解越南反法势力,减轻自身压力,法国人在重返越南的第二年,给予很多地方自治权,海宁侬人也实行了自治,成立侬人自治区,区政府设在芒街,黄亚生为侬区领袖,设有区旗、区歌,每周举行唱歌升旗仪式,甚至办有中文的《农声报》。
黄将军同时兼任海宁、谅山两省警备司令,先夫好几个军校同学在其麾下效力,其中包括前河内军校校长刘裕新将军的外孙陈润威中尉。我与先夫结婚时,张英贵少将和黄独清上校曾代表黄将军送过贺礼。”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李为民倍感意外,没想到她婆家竟然与黄亚生有这关系。
不过细想起来也正常,她丈夫是侬人,婆家又挺有钱,自然要与越北有头有脸的华人交往,再说自己家老头子不也与法国高官打得火热嘛。
就在他琢磨着此行应该比想象中更顺利之时,钱新霖突然道:“李先生,五帮会馆在西堤有一定影响力,在北部就不同了。他们对我们不了解,想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估计没那么容易。”
黄亚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军阀,让一个有人有枪的土皇帝听命于一帮商人确实不太可能。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李为民伸了个懒腰,信心十足地笑道:“这一点钱先生大可放心,形势逼人前,现在除了与我们合作,接受我们帮助,由我们来安置,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全世界只有我们才能帮到他们,否则,只能呆在他那个所谓的自主区等越盟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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