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事后聪明式偏差——事后诸葛亮，不如臭皮匠

民间有一句俗语，“事前不开腔，事后诸葛亮”，专门用来讽刺那些事前无意见，事后才高谈阔论的自作聪明的人。殊不知，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事后诸葛亮”倾向，而且，这种态度倾向还很不容易被消除。

“事后诸葛亮”，在心理学上则被称为“事后聪明式偏差”。它是指这样一种倾向，忽略已知结果的影响，而将已经发生的事情视为相对不可避免和显而易见的事情。最早对这一效应进行研究的是心理学家巴鲁克·菲施霍夫（Baruch Fischhoff）和鲁思·贝思（Ruth Beyth）。

1972年，尼克松对中国和前苏联的访问。在访问前夕，菲施霍夫和贝思采访了几组以色列学生，要求他们对尼克松访问中国和前苏联的15种不同结果的概率做出估计，例如，尼克松总统是否至少会与**主席会晤一次，美国是否会在北京建立大使馆，美国是否会与前苏联建立太空联合发展计划，等等。

之后，在尼克松访问开始后的2～26周内，研究人员再次采访了这些学生，并让他们重新回忆他们以前所做过的预测，并告诉他们：“这份问卷与之前你所做过的问卷一模一样，希望你能根据上次的预测结果来进行回答；如果记不住上次的预测结果，那么就假设现在正处于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你将要对各种可能的结果做出概率估计。”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在他们再次提交了问卷之后，询问了他们对访问结果的了解程度。

结果发现，就他们所知道的已经实现的结果而言，75%的学生回忆出来的预测概率比他们之前的预测概率要高；而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没有实现的结果，大部分学生回忆出来的预测概率也远远低于之前的预测。也就是说，他们的预测在正确答案出现之后变得更加准确了。

据此，菲施霍夫和贝思认为，在已知事情的结果之后，人们对事物的态度将存在明显的事后聪明式偏差。

事实的确如此，在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总是相信，早在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就对结果一清二楚了。然而，研究表明，对于不确定的事件，我们并不善于在看到结果之前预见到事情的发生方式。

1987年10月19日，美国刚刚出现过一次恐怖的“黑色星期一”之后，心理学家希勒（Shiller）就针对一些投资个人和投资机构进行了一个问卷调查。

在这个调查中，他问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当天就知道大盘会在什么时候反弹吗？”在没有参与交易的投资者中，有29.2%的个人和28%机构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参加交易的个人和机构中也有近一半人表示自己知道何时反弹。

他们的回答可不可信，看看“星期一”当天出现的极度恐慌的事实就知道了。在那个时候，大盘能在其后迅速反弹，大多数人都觉得那是一个奇迹。但是，这些投资者却在事情发生后明确表示，自己是知道大盘会在什么时候反弹的。

于是，希勒向这些投资者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你是如何知道大盘会在那个时候发生反弹的？”大多数投资者，不管是个人还是被试，给出的答案无外乎“直觉”、“内心想法”、“历史证据和常识”、“股市心理学”等，他们都没有提到具体的事实或明确的理论，连美联储的可能干预都没有想到。

这个研究告诉我们，事后聪明式偏差虽然让人们认为未来很容易预测，但无法让人们准确地说出我们是根据什么样的信息来得到这一结果的。这就意味着，人们在事后对事情的认知并不能证明他们的预测能力。这对投资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种事后聪明会让他们忽略对自己行为的反省，不再关注对市场趋势的科学预测，进一步增加投资的风险。

20世纪90年代，罗伯特·西特罗恩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橘子郡的财政局长。因为位于这一职位，他手中握有全郡70多亿美元的公共资金。为获得巨额的财政增益，他毅然将这笔公共资金投资在了一项主要由利率基础证券组成的杠杆资产组合上。

这个投资项目盈利的前提是预计短期利率相对于中期利率会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如果联邦政府采取提升利率的战略，橘子郡的这种投资组合的价值就会下跌。

不过，西特罗恩认为，利率上涨的可能性并不大。他在1993年9月公布的年报中写道：“只要利率在这一个十年内不下降，我们就可以实现收支平衡。当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利率会在未来的至少3年内出现增长。”

事实好像也是如此。西特罗恩通过使用高杠杆，已经成功地让这70多亿美元的资金，撬起了200亿的资产。

但是，未来是不会按照人们的期望来表现的。1994年2月，联邦储备委员会提高了市场利率。这就意味着，西特罗恩的投资已经不大可能再赚钱了。但是西特罗恩却说：“近期的利率上涨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意外。因为我们已经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我们期待着利率的上涨。”

后来，联邦储备委员会又连续多次提高了市场利率。到1994年末，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利率的增长幅度已经超过了2%。这个数字意味着，橘子郡的投资遭受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于是，在1994年末，投资于橘子郡的政府投资者和华尔街银行家对西特罗恩提出了巨量的支付要求。他无力偿还，被投资者们告上了法庭。最后在法庭的协调下，双方达成了破产和解协议，西特罗恩本人也被判一年监外执行的有期徒刑和10万美元罚款。

可见，事后聪明式偏差会使人们掉入到“自以为是”的陷阱中，从而让人们无法客观准确地去认识投资决策的方式和理由，甚至误导下一步判断和决策。

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减少事后聪明式偏差的方法。

对此，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和巴鲁克·菲施霍夫（Baruch Fischhoff）曾做过一系列研究。

在其中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让受试者阅读四篇有关生物学、心理学、气象学的实验的简要介绍。然后，他们对第一组的受试者说，这些研究还没有开始，“简要介绍”只是预测；而对第二组的受试者说，这些研究已经完成，“简要介绍”就是最终的研究结果。

之后，研究人员告诉这些受试者，现在有科学家即将就即将对“简要介绍”的内容进行一次“验证实验”，实验可能出现两种结果，并这些受试者估计这次实验能够得到“简要介绍”中的结果的概率。

结果发现，与第一组学生相比，第二组学生对于“‘验证实验’所得到的结果是否能够重复‘简要介绍’的结果”的问题给出了更加肯定的预测。

这一结论符合“事后聪明式偏差”的理论。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又进行了更深一步的研究。

在进一步的实验中，研究人员让第二组学生先考虑“验证实验”中每种实验结果出现的原因，然后根据这些原因进行概率预测。结果发现，经过这个思考步骤，第二组学生与第一组学生对“验证实验”结果的概率估计的差异已经大幅度缩小。

由此，斯洛维奇和菲施霍夫推断，事后聪明式偏差虽然难以避免，但如果人们能够多多考虑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事情出现不同结果，就可以大幅度减少这种偏差。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若想在决策中减少事后聪明式偏差，你就应该仔细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过去的事情可能有哪些不同的结果？在什么样条件下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如果你只关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你很可能就会高估这一结果出现的必然性和类似结果在未来出现的可能性。

所以，投资者对于前景还不明朗的事件，要尽量抱着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去审视，认真考虑出现各种不同的结果的情形和原因。这样，我们才可能少受甚至免受“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影响，作出较为理性的投资决策。